《顾颉刚全集》经过多年的整理校订，终于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盛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参与举办这次会议，深感荣幸。我想讲两点想法：

    一、顾颉刚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当时北京大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氛围密切相关。顾先生自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至一九二零年由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毕业，历时七年。而这七年，正是北京大学经历巨大变革，形成“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的关键时期。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属蔡元培校长的革新，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中西文化激荡碰撞，同时又互通互融的学术变革中，出现了一代新的学者。他们既拥有深厚的旧学根基，又接受了西方科学研究的训练，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顾先生在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时，曾在章太炎先生的国学会听讲，其后又在校内听章门弟子马裕藻先生和沈兼士先生的课程，“精研国故”的章门学风对他的学术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顾先生在哲学系就读时，又受到胡适先生很大的影响。据顾先生回忆，进入哲学系后，第一年讲授《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先生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洪范》，而第二年胡适先生“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种被顾先生称为“重大的打击”的改变，可以说是引发他对上古史重新思考的一个契机。而在顾先生日后的古史研究中，胡适先生所推崇的“进化史观”和“历史演进的方法”对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新文化运动也给顾先生很大启发。顾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谈到新文化运动时说：“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意识……于是我更敢做大胆的批评了。”可见，顾先生学术思想的确立绝非偶然，而是特定时代、环境的产物。我们研究顾先生的意义，远远超出对一位学者个体的研究，而可以通过他更深地了解那个时代，而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学者是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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