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革命是由1911年前后的民族、政权革命，到1917年前后的语言、文学、文化革命，到五四的青年、民众运动，一路走来，呈现出“不断革命”的趋向，其中最触动文化根基的史学革命确是由顾颉刚在1922-1926年间完成的。

　　顾颉刚一生可谓颇不得时。他依托五四时代思潮而创建疑古派，但却从此保持“第一印象”而不改，以致每逢政局变易而备受激荡。抗战时期，顾颉刚在学术层面虽受肯定，在政治层面则受到压抑。他可以是大学名教授，可以作学术研究，却不可谈疑古主张。解放后，顾颉刚在政治层面得到肯定，在学术层面则受到压抑。疑古已为薄古所取代，他必须从头做起“把握马列主义”。

　　与疑古思潮相伴随的新文化运动推出了两个附属概念：青年和爱情。五四以后，学者追随青年，青年追随爱情，举国处于激情状态。迄今青年我能、我想、我愿意的“自由恋爱”，说到底是以文艺为装潢，以生物本能为动力，除去外表仅是一情欲层面，恰是宋儒所儆诫的“人欲横流”。

　　顾颉刚先生去世17年后，他的日记共12册600万字整理出版，序文由余英时先生撰写，题为《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长达113页，摆明是要将序文写成论文的，果然同时有单行本出版。篇幅长短其实无关紧要，但论文由序言而来，故而保留了“疏不破注”的规则，余先生作为日记整理稿的第一位读者，其所序次、指要便不及日记出版之后学者写出的几篇讨论发人警醒。按顾颉刚先生一生，率真与糊涂并生，做事与坏事共存，才学与寡识适成反比。由其一己之生活与际遇，当可概见逐时顺俗之可畏，及近百年学人途径抉择之可忧，恐非“才情”二字可以笼括。而余先生此序则似只交代一场“大结局”，恰如一番晚年话旧，虽则哀感绵绵，其实尚有未达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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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标题显示，序文要讲述顾颉刚的才与情，但细看结语的解题，其实内容有4部分，除了才、情的空间结构，还有49年以前和以后的时间布局。序文的5个节目，前两节“事业心与傅斯年”和“顾颉刚与胡适”论其才，第五节“顾颉刚与谭慕愚”论其情，而三四两节“顾颉刚与国民党”、“1949年以后的顾颉刚”恰以1949年为界划开。余先生的思路似以顾、傅、胡的学术表现为一体，傅、胡二人的学术贡献持续到了1949年以后，而顾颉刚则至此戛然而止，由此惋惜其才学“未尽”。

　　1949年有天地翻覆的大变，这毫无疑问。余先生在第三节的末尾和第四节的开头连引18处顾氏对中共、苏联激烈批评的日记原文，如浙江枪毙地主、四川枪毙乡镇长、上海商人自杀等，均较罕见而具史料价值。笔者注意到，序文两次使用了“同命鸟”一类词语，如说1949至1980年“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上的知识人本都是‘同命鸟’”、顾颉刚在各种运动下的遭遇“那是所有同辈知识人的共同的命运”。推测余先生的重点是将顾颉刚作为“中国的士”的又一例个案，借以描述出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社会普遍性。然而事实上并非每个“士”都有平均一样的遭遇，不论世事多么惨烈，总会有人是获利者。

　　20年代顾颉刚以胡适“大弟子”身份起家，而当时毛泽东也曾认胡适为师。30年代顾氏在燕京大学的同事与学生后来很多投入中共，顾颉刚“为共党包围”的话并非“传说”。40年代顾氏在兰州，“毛主席专门从延安给他寄来过一本《论持久战》”，在重庆亦与郭沫若及“左倾史学家”多有接触。解放初，由日记可知，其实不待郑振铎、周谷城等人的引荐，顾颉刚自有渠道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本人。1954年以后，在北京，顾氏的居住条件、工资待遇和学术环境都是最好的。直到毛泽东晚年的70年代，他仍能“以毛主席的命令”领衔标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此一殊荣至今无人超过。正如余先生所论，1943年为蒋介石写《九鼎铭》，若换了陈寅恪，易地而处，即使身为“公务员”，“也必拒而不为”。然则，如将60年代被迫害致死的陈寅恪与顾颉刚统归“同命鸟”，陈氏宁能接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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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及顾颉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余先生两次表述，“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毕竟是一位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但由日记可知，顾颉刚1918年6月已休学回苏州老家养病，忙于吴氏夫人之丧，殷氏夫人之新娶，一时“说媒者数十起”，除了有致傅斯年“诘难《新青年》”的“不能公布”的“私人函件”，和《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等文在《新潮》发表，及在苏州代售该杂志以外，对于“轰轰烈烈”的五四、六三完全没有参与，与傅斯年的学生会“临时主席”或五卅运动中“夺旗而进”的谭慕愚绝无可比，乃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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