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顾颉刚去世后，官方的定论以及诸多纪念者的表述都将疑古派史学与五四反封建运动捆绑一起，如他的老领导、解放后历史所首任副所长尹达著书称：“‘古史辨派’的疑古思想，是‘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结论却是成立的。因为近代革命是由1911年前后的民族、政权革命，到1917年前后的语言、文学、文化革命，到五四的青年、民众运动，一路走来，呈现出“不断革命”的趋向，其中最触动文化根基的史学革命确是由顾颉刚在1922-1926年间完成的。新文化运动是将欧洲的文艺复兴拿来在中国重演，而中国三代文明的隆盛却表明这个民族早就“启蒙”过了，疑古派的作用正是在文学革命“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形成之后，为彻底否定经学填充了学术论证。

　　余序中据《日记》强调，谭慕愚1958年被打成“右派”时仍然“强硬不服罪”，然而余序没有提到，在对顾颉刚批判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疑古思想是“反封建”的。1969年，陈寅恪死后两个月，顾氏在日记中写下一篇《〈古史辨〉与反封建》题纲。其实早在1933年顾颉刚就提出：“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此语解放初曾被当作疑古派与唯物史观对抗的罪证，然而未尝不是顾颉刚的真心话。10年后顾氏从燕京大学退居大西南，“在重庆空气中，不能发表意见”，因之预言：“今日时代系五四时代之反动，他日必将有对今日之反动”，并且期待：“彼时又可大张旗鼓矣”。至1949年7月上海解放前夕，顾氏油印出版《浪口村随笔》，急切重申“下学”“上达”说，声明考据与史观并非“对峙之两派”。

　　他的预言应验了。解放后，疑古思想大盛，只不过更改了名词，“疑古”换成了“薄古”。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一般的历史学者从来有一种贵古贱今的态度……现在，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逐渐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而顾颉刚早在1921年就在批判“薄今尊古的心理”了。

　　1958年，一本题为《厚今薄古》的书收录了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和陈伯达《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二文，指出“薄古”的技术目标之一是批判“言必称尧舜”、“以上古为黄金时代”。疑古派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有抵触的一面：作为“封建社会”前身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定要存在，所以上古史不能被抹杀，不过发展水平一定要低，绝不能超过“封建社会”。但在学理上，“薄古”与“疑古”颇多相通之处，确实体现出“下学”与“上达”的逻辑关联。解放初学界批判疑古派的共同倾向是，一面否定其结论，一面又认同其实际意义：以否定古人的方式肯定今人。有学者认为疑古派到1949年以后即不复存在，实际上它却“名亡实存”，以类似“阳儒阴法”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叔孙通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顾颉刚不是新社会的受害者，他是新文化的缔造者。而1949年的巨变也不是五四新文化的中断，而是它的继续。换言之，1949年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顾颉刚自知其贡献所在，所以他说：《古史辨》“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

　　3

　　顾颉刚一生可谓颇不得时。他依托五四时代思潮而创建疑古派，但却从此保持“第一印象”而不改，以致每逢政局变易而备受激荡。抗战时期，顾颉刚在学术层面虽受肯定，在政治层面则受到压抑。他可以是大学名教授，可以作学术研究，却不可谈疑古主张。解放后，顾颉刚在政治层面得到肯定，在学术层面则受到压抑。疑古已为薄古所取代，他必须从头做起“把握马列主义”。如余序所言，1957年7月胡适大病初愈想念顾颉刚的时候，他正因学习苏联版《历史唯物主义》用心过分而失眠。

　　抗战时期，他尽量向学术靠拢以弥补政治方面的空乏；解放后，则尽量向“反封建”靠拢，以政治带动学术。在尚有选择余地的时候，顾颉刚的动作常会较他人慢一节拍，进退失据，不能“时中”。五四运动爆发，他原本可以站在傅斯年身边作一位旗手，成为新史开端曙光初照下的功臣，而他却回乡了。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其影响犹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而他却因大学欠薪在7月离开北京南下福建。1928年新民国政府建立随即全国统一，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意欲建立一种“国家学术”，当然会“旨在提高”，顾颉刚却在中山大学讲论疑古，同时谋求“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1931-1935年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相继爆发，傅斯年讲演“书生何以报国”，继而编写《东北史纲》，顾颉刚则在美国教会所办燕京大学中补充完成了几篇疑古的代表性论证。1940年在抗战最困难的阶段，顾颉刚在昆明按照他最初“打破民族出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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