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顾颉刚的评价同样也有“时间错位”的现象。解放初顾颉刚曾批判胡适，认同王国维，今天学界不批胡适了，便有学者再将其与胡、傅拢在一起。抗战间顾颉刚高兴学界称疑古派与考古、释古鼎足而立，今天便有学者申说“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五四迄今已历三世，学界对它的反思当会逐渐多过纪念，可以想见，假使新文化运动开始被反思，五四开始被重新评价，那么疑古派其毛又将焉附不免仍成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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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顾颉刚日记而将他与傅斯年友谊破裂的原因归于性格不同，不始于余序，此前已见于顾氏二女所著年谱和传记。被余先生认为“大致可信”的顾氏称傅斯年“旨在提高”而自己“注意普及”的解释，出于1973年的大段补记。从解放初开始，就有新一轮基于识字课本的文化普及运动兴起，而到70年代正有工农兵上大学和以工农为老师的时尚，顾氏跳不出时代局限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顾颉刚倡导了一生而最后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仅是由方诗铭以及顾的儿子、女学生等编写的若干20页小册，余先生应当了解，顾颉刚“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的见解只是他的一个瞑想。

　　余序第一节还照例引用了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这封写自欧洲、未经本人同意而发表的长信，认为傅对顾氏疑古史学方法的推崇“句句都出自肺腑”。实则关于顾、傅关系学者早有不少新论。杜正胜认为傅斯年不同意发表旧信“其中透露的信息应该相当明白”，“真实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变了”，“他回国之时，已经不再是‘疑古的傅斯年’了”。而由王汎森从傅斯年档案中发现的题为《戏论》的短篇讽刺小说草稿可知，他“针对《古史辨》最核心的方法论‘层累造成说’，极尽揶揄嘲讽之所能事”。在中山大学，傅斯年写出《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被王汎森称为“足以破解疑古思想的论述”。30年代在北平，傅斯年写出《史学方法导论》，推许王国维、陈寅恪、钱大昕、吴大澂等范例，就连非主流的钱穆也已看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大弟子，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而傅斯年也亲口告诉钱穆说，顾颉刚是“中年失节”。

　　余先生评顾颉刚：“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实际上可能恰好相反，是疑古的出现使在欧洲学习西洋理工的傅斯年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旨趣。顾颉刚从文献上疑古，傅则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殷墟的考古学发掘；顾颉刚质疑古史年代“茫昧无稽”，傅则写出《夷夏东西说》，转由空间方面予以重建；顾颉刚要彻底毁灭传统史学，傅则给史学加上“史料学”的形式予以保存。这期间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恰如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和申包胥，伍子胥曰“我必覆楚”，而申包胥曰“我必存之”！

　　和没有参加五四却对五四念念不忘的顾颉刚形成反差，傅斯年参加了五四却因“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而“从来不曾谈过五四”。直到54岁突发脑溢血去世，傅斯年对顾颉刚只有“迁怒”，并未对疑古说予以正面批评，大概亦同此心。

　　在顾氏一面，余先生举出文革期间顾颉刚“居然敢读‘战犯’的旧作”一例，用以说明顾氏的情谊，也不易成立。因为顾氏有博览的习惯和嗜好，文革中他不仅敢看“战犯”傅斯年的旧作，而且也看了胡适的《论学近著》、《水浒传考证》、《井田辨》、《文存》、《留学日记》，看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直到他去世的前二年，还在翻看《说儒》、《诸子系年考辨》，并且翻看了新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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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读《顾颉刚日记》可知，顾氏晚年对师友故旧少有许可。1966年《日记》曾载：胡适“与我始善终隙”。1977年读胡适《我的歧路》，《日记》中评论道：“胡适好人吹捧，以是走入歧途。终被定为战犯，死于台湾。日来翻其文集，所作小说可知实有胜人之处，而其所为政论实甚空洞，徒成其为政客而已。”其时顾氏已届晚年，文革也已结束，日记所言无需婉转修饰。

　　正如余序所说，“1920年代是‘古史辨’的时代”，“1930年代则是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重建古代信史的阶段”，而“胡适在1930年代的研究取向恰好与傅相合，而与顾相离”。所以将顾颉刚与胡适说在一起，并不容易。从民国学术史的宏观态势上看，探讨顾、胡二人的关系和顾、傅一样，与其明其所同，不如明其所异。

　　80年代初顾颉刚追述过胡适1929年所说的话：“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又追述说1933年胡适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直接批评了自己，“把我痛驳一番。从此以后，他就很明显地对我不满起来”。1931年胡适曾表示他将不再续完1923年始作的《崔述年谱》，“秋后我从南方回北京，我的兴趣已经换了”，可为顾氏之语作一旁证。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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