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顾颉刚先生在治学中所表现出的怀疑精神既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固有的，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接受西学影响的结果。

    从魏晋玄学对汉代儒学的改造，直到清代乾嘉学派一改明代学术的空疏，而转向谨严考证，都体现出怀疑的精神。顾先生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多有继承。他最欣赏的，是前人的辨伪与考证工作。他曾几次谈及自己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例如，他在《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谈到：“以考证的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而在《崔东壁遗书》序中，他又更为具体地说：“我们应该吸收其精华而淘汰其糟粕，宋学取其批评精神，去其空谈；清代经学取其考证法，去其墨守汉儒说；今文经学取其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与迷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史料学来。”

    顾先生曾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使我想起陈独秀所说的“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以及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那种理性精神，所谓“不承认任何权威，并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面前”。当西学传进中国以后，中国学者接受西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乃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术界普遍的努力。顾先生敏感地以这种“在现代教育中学得的科学方法”，从事古史的研究，并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将其具体描述为“分析、分类、比较、实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可见，顾先生所受到的西学影响，可归纳为“理性”与“科学”两点。“理性”是就治学态度而言，“科学”则是就研究方法而言。这种远承旧学传统、近效西学理念而形成的怀疑精神，使得顾先生成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

    我曾有幸拜访过顾颉刚先生。那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带着自己所写的《山海经初探》一文的初稿登门请教，先生亲切地接待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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