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胡适在其《四十自述》的《自序》中写道：“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地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们赤裸裸地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但在当时，这仅是他的古道热肠而已，“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胡适的这班终不肯下笔的老辈朋友，是指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梁士诒等人，都是近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竟没有一点自传类的文字留存后世，实在是莫大的遗憾。据说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等人也曾受到胡适的“坚请”，于是也就有了《蔡元培自述》及陈独秀的《实庵自传》，但仍是少得可怜，因而也就弥足珍贵。可如今就大大地不同于以往了，顾盼自雄的传主不请自来，自传类书籍铺天盖地，这其中比较吸引眼球的有《岁月随想》、《日子》、《不过如此》、《借我一生》等等，近来在由《青年时报》制作的“2010时报年度最受争议图书榜”中，位列前二三名的即是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和唐骏与胡腾合著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而且，这些自传绝对是“赤裸裸地叙述”，适之先生对此不知是大喜过望，还是大摇其头。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传的过程，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不断审视，甚至如卢梭写作《忏悔录》那样，需要的是真诚地忏悔与朴素地告白。而真实是自传的底线，平视乃至俯视则是写作自传时理应采取的角度。有些人一提笔作自传，总难免自命不凡，逞异夸能，也如卢梭所说的，“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实际上的那样”。近读《范曾自述》，就很是叹为观止。在第12页中，他这样描写自己的艺术作为：“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

    当今自传类书籍中漫然夸口的现象日甚一日。有些所谓的公众人物，理应有着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却也耐不住寂寞，不仅失却了该有的担当，其负面影响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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