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3日上午，北京火车站红旗招展、人潮如海；鼎沸的声浪中夹杂着一片哭泣声（史铁生《病隙碎笔》中亦写道：“我记得临行时车站上有很多哭声，绝非‘满怀豪情’可以概括。”）。一群青少年正在站台上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告别，这其中就有刚满18岁的史铁生和15岁的我。随着汽笛的长鸣，我们坐在不同的列车中，向遥远的陕北进发，一起奔赴那“广阔天地”。共同的经历使我能更深地感受史铁生的“遥远的清平湾”，也更能认识他个人道路的坎坷。

    如果没有插队，没有在农村染上疾病（在本文中，会较多使用“如果”这个词，以探讨命运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史铁生也不会成为后来的史铁生。黄土高原上的劳动是艰苦的，当地老乡就把耕作说成是“下苦”，并称自己为“下苦人”，史铁生作品中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这对于习惯于大城市舒适生活、身体娇嫩的知青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不仅是意志的考验，也是体力的考验。史铁生的意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因脊髓受损伤而引起腰腿疼痛。如果史铁生当时马上申请“病退”回北京，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因为回京后可以得到治疗，使病情好转，也可避免繁重的体力劳动对身体造成进一步损害。按照北京市政府的知青政策，患病的知青可以以“病退”的方式回北京。虽然上面号召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但是很少有知青真正这样想。所以有些健康的知青也想方设法“病退”，例如开假的诊断证明、装疯、装病，甚至自残（当然是轻度自残，以免付出太大的代价）。有门路的知青则不用如此费劲，一些干部子弟或直接调回北京，或“走后门”当兵、以军队为跳板回京。

    1971年，我们公社革委会（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举办知青学习班，重点批判知青怕苦怕累、不安心农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一名干部子弟因在给朋友的信中诅咒陕北是“春风不度的鬼门关”而受到缺席批判。后来我们才得知，正在我们义正词严地对他大张挞伐之时，这位知青已乘上飞机，飞回北京，匆忙得连行李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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