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回京后马上住进友谊医院，是在他父亲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进医院的。当时他曾暗中发誓：“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没想到一年之后却是被人抬着出院。为什么没治好病也没去死呢？其中原因很多，一是天使般的大夫的挽救。一位王主任和一名护士长两次将他从死神那里“抢下来”，王主任后来劝他看书，说：“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这句话给他指出一条活的路，让他慢慢地做些事，于是慢慢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还有就是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史铁生说：“我没死，全靠了友谊。”朋友们鼓励他，不时给他带来欢乐和对新生活的期待。（《我二十一岁那年》）
出院后的史铁生成了“待业青年”，前途无望；他母亲不甘心放弃，多次尝试治疗均以失败告终，也引起他的烦恼。于是他经常失魂落魄地跑到家附近的地坛公园，不断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地坛的苍凉与宁谧让史铁生躁动的心安静下来，让他暂别外界的纷扰，沉迷于精神的畅想、与大自然的交流。静下心来的他，也能通过观察地坛的人与事思考尘世生活。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洁净的世界里，他找到了灵魂的支柱——上帝（这个概念并非狭义的、具体的“上帝”）。他不停地与上帝对话，终于在上帝的感召下，使精神得到升华。不幸的史铁生因幸运地走进地坛而选择了生路。“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若换作人潮密集的北海、颐和园等名胜景区，即便有动人的美景，也不能符合史铁生的需要。“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活的问题了。这期间他母亲不断到劳动局低声下气地为儿子申请正式工作，但每次都遭遇冷漠的拒绝。不得已他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工资好像是每月15元，仅能糊口。这种糟糕的境遇让史铁生痛苦不堪。因为他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残疾人；却恰恰又是一个追求崇高感和优美感的人。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尊严”还是个陌生的字眼，至于残疾人的尊严就更无从谈起。且不说处处遭受白眼是寻常之事，更有人肆无忌惮地当众讥笑、嘲弄。有人嘲笑他，他说他恨不得抱着炸药包冲过去，与之同归于尽。少数人善意的同情和怜悯，更令有着高贵品格的他难以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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