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是所谓清代最后一个盛世，嘉道之后，乱世来临，大规模的谣言更是泉涌而出。譬如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对战中，双方都毫不客气地使用了谣言这种非常规武器。洪秀全曾散播谣言说：“予细查满鞑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产妖人，种类日滋，自相配合，并无人伦风化”、“前伪妖康熙暗令鞑子一人管十家，淫乱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尽为胡种也。”清军也立即展开谣言反击战，散播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据说曾国藩还炮制了民谣，派人四处传说：“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我们当然不能将曾国藩的胜利归于造谣术，但如果他未能有效化解对方的谣言战术，并在己方谣言之上制造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其根基就在《讨粤匪檄》一文），可能胜利还会来得更晚。

　　谣言的煽动力确实是巨大的。1891年，几乎所有的西方在华传教士都绝望地发现，他们正被洪水般的谣言包围。在谣言里，他们迷奸妇女，拐卖儿童，贩卖器官，在井水投毒，挖中国人祖坟等等，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无恶不作。仇恨在谣言中滋长，最后，愤怒的民众冲击了长江沿岸多个城市的教堂，并掠杀传教士与教友，史称“长江教案”，是义和团之前最严重的反教事件。教案中的谣言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在1891年通过书籍、报刊、露布、传单等方式集中传播而已。早在清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载有天主教会烹食小儿之说。至于天主教会挖眼，则可上溯到雍正时吴德芝的《天主教书事》一文，而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也传播了“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这样的怪谭。

谣言本身或不能改变历史，但很可能成为历史巨变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章立凡说的不错，“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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