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很忙，按他自己的话说，春节过后一直在忙，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最近出版的《蛙》写了3年，内容是关于生命诞生的故事以及一个几十年来影响深远的政策，莫言说自己写得很节制。有些事情对于一个人来说，并不容易面对。

　　而一旦新书出版，其作者总会被一些争论围绕，这已然成为出版界的不二定律。此次莫言出新书也不例外，有人就批评莫言“不惜揭开国人疮疤来向诺贝尔献媚”，对于这个说法，莫言觉得有些无理，他认为这是人对于过往的一种忏悔，而非献媚于谁。

　　尽管莫言的新书依旧被众人关注，但却无法遮住文学衰落的事实，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已经不习惯阅读了。面对不读书的现实，我们虽然很无奈，但却无法改变。

　　莫言说：“这已经不是文学的时代了，文学终究会和昆曲一样，变成少数人的钟爱，它很美，但它只能寂寞地存在。”

　　莫言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等。

　　姑姑成为创作原型

　　晨报：《蛙》您写了3年，应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什么原因让您写了这么久？

　　莫言：其实真正写的时间并不长，时间长是因为思考，我更习惯长时间地思考，直到小说里的每个人物仿佛就像我身边的好朋友一样，当对他们的音容笑貌了然于心的时候，我才开始动笔写。

　　晨报：新书中写到计划生育，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

　　莫言：首先是因为生活中有姑姑这个原型，她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和冲动，我也是她接生到人间的，于是就想要为一个乡村的妇科医生立传。我过去一些中短篇小说里曾经提到过姑姑这个人物，但都是一笔带过，这次长篇里面比较多的把她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写。既然要为一个乡村的妇科医生立传，就要写横跨近60年与生育有关的历史，必然要涉及计划生育这段历史。

　　为留部队，做掉孩子

　　晨报：关于当年计划生育一些细节的描写，让人感觉非常真实，它们是真的还是您虚构的？

　　莫言：小说里有个人物是乡村女医生，我的姑姑就是这个人物的原型。那时在农村，医生踩着千家万户的门槛，是掌握很大信息量的人，所以她是我们从小就崇拜的一个偶像人物，当年姑姑在乡里的威信也很高。通过她亲手接生到人间的孩子，据她自己说起码有一万名。其实，我写得非常节制，一方面是为真实的姑姑考虑，很多事情并不是发生在她身上的，所以我还是手下留情了；另一方面有些事件也不具有特别的代表性，未必具有小说情节的价值。

　　晨报：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几十年，您写这样一个题材，自己有什么感触？

　　莫言：说到这个问题真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很难理出一个清楚的头绪来。如果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话，我起码是两个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当时，我在部队里已提拔为军官了，如果生了二胎，就要降为士兵复员回家。在当时，能从农村出来还能被提拔成军官的人很少，所以我很珍惜自己奋斗得来的成果。我这部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蝌蚪”，坦率地讲，“蝌蚪”身上确实有很多我个人的一些情感经历。“蝌蚪”在这部小说里，除了生育问题外，还有一个很深的主题就是悔罪。我本人实际上也有很深的忏悔心理。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孩子做掉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这应该是我们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

　　把自己当罪人写

　　晨报：写了这么多书，您自己有没有什么变化？

　　莫言：最开始是把好人当坏人写，后来是把坏人当好人写，到了现在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文学觉悟的过程。把坏人当好人写，是基于我对过去“文革”期间这种文学作品的反抗和反思，那个时候描写的坏人绝对是坏得一无是处的，不仅灵魂是坏的，连外貌都是丑陋的，但是这跟真实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就说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包括我本人也有责任。

　　“没有读者，光有译本没什么用”

　　晨报：能介绍一下您最近读的一本书吗？

　　莫言：我平时读书比较杂，最近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鸳鸯蝴蝶派的资料典籍。春节以后我一直都在忙，也不知道都忙些什么。

　　晨报：曾有新闻说，在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博德斯在华盛顿的一家店里，只有两本中国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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