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从汉语词汇发展的客观情况看，分出一个独立的中古时期，且将中古汉语的上限划到东汉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确定了范围，第二步当然是语料的搜求利用了。因为只有对语料全面的掌握，才可能对一个时代的词汇面貌认知准确到位。通观全书，作者所下的功夫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除人所常见的经史子集高文典册外，他如章奏表启、农书医案、小说琐语、笔记杂著、书柬墨帖、歌谣民谚、道籍符箓、出土文书等等，凡是而今可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文字材料，无不进入作者的视野而爬罗剔抉，酌加剪裁。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作者对这一时期的佛典语料进行了近乎于无遗的深入解读，而后与中土文献比较辨析。

　　学者徐光启曾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新法算书·缘起》）其意思是说，要想达到超越前人的水平，首先得对相关的研究融会贯通。而要达到会通的境界，则必须准确地理解外来著作。我们觉得，徐氏讨论的虽然是中西历法的问题，但移之任何科学研究都堪称至理名言，而又尤其是撰写中古汉语的词汇史更为适用。试想，如果我们对中古传世的960部佛典、2990卷、2400万字的汉译佛典视而不见（依朱庆之统计，1992年），或者虽见而不下细致的功夫，不能准确的解读，那真会如朱庆之所说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古汉语词汇史。《词汇史》正是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将东汉至隋的所有语料熔于一炉，千锤百炼，锻铸出超胜于前人的煌煌巨著来。以《词汇史》的研究眼界对比时下的一些现象，我们不得不由衷佩服作者宏大的局陈。因为，近些年来由于汉译佛典研究的升温，依托佛教文献研究汉语者队伍日益壮大，虽春兰秋菊，各擅一时之美，研究者们在这一领域中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其间同样问题多多，有的学人，包括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基础的汉文典籍修为极其肤浅，对于传统经典或陌生根本不读，或浮光掠影，一知半解，往往生吞活剥一些国外语言学理论，醉心于一部译经的烦琐分解，“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一经究终始”，既不管研究的对象是否对汉语词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不管自己累赘细碎的表格有什么意义。枯禅青灯，电脑视屏，心无旁骛，兀兀穷年。更有甚者，笔者曾了解到，有的学生以一部佛典为语料作博士或硕士论文，因为其书卷帙太大，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统计分析，于是环叩师兄弟妹或朋友至好每人一或二个字母协助自己完成。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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