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

　　魏斐德生前是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兼东亚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尽管早年受业于哈佛导师列文森门下，也算是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的传人，但其汉学思想还是逐步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中心观”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堪称美国第三代汉学家的领军人物。“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反应”模式把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当作一种文化冲击来论述。“中国中心观”则是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显示的是一种东方视角。即不再单纯把中国当作接受西方社会影响与改造的“客体”，而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魏斐德认为，研究中国，就要“进入中国内部，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如果说，《大门口的陌生人》还留有“冲击—反应”的影子的话，那么，《中华帝制的衰落》一书则预示着这种视角的转化，转到了“中国”中心。

　　《中华帝制的衰落》是魏斐德汉学生涯当中一本不可忽视的历史读本。本书的视野非常开阔，不仅涉及中国明清的王朝政治、人事制度、经济贸易、国防军队、世界秩序、人口增长、社会变革、民族革命等宏大背景，而且牵涉到皇帝、宫廷、政府官员以及绅士、商人、农民甚至马夫游民等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用这些“中国社会变迁的内部资源”，在史论结合的基础上，对一个帝国如何从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又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作了富有见地的解剖和透视。在作者的笔下，这个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华帝国，在王权高度集中强化的同时，帝国的行政管理的网络末端同官僚中枢日益脱节。而且，其体制与秩序内部，存在着帝制衰微悖反的倾向！例如，科举制。科举是“帝国政府的一项创造”，但是随着明清两朝“政府严格控制入仕的人数”，考试制度“变得复杂难懂”，读书人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不得志的生员经常在社会反抗中寻找出口。许多叛乱，甚至大的暴动，都是由不满的下层绅士或是花了多年时间在更高级别考试上的有抱负者发动”。原本帝国人才的征引制度，不想走向了帝国的反面。再如团练等地方武装的设立。团练，原本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农民暴动而成立的应急之策，却打破了满汉平衡，开始了地方军事化的进程，等等。作者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管理弹性日渐消散的躯体，一个日暮黄昏、强弩之末的专制帝国，特别是到了后期，腐败滋生，盗匪横行，起义不断，当外力干预如同“压垮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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