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在 《后启蒙时代的批评家何为》一文中说，如今是“新型愚昧”横行的时代，因此，在批评界，愚蠢的傲慢和傲慢的偏见，正在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存在方式。他写道：“批评家或者作家之间彼此指责，如果是为了辨别真伪、探求真理而进行剧烈的论争，这本是正常的，问题在于其兴趣不在这里，兴趣所在是人与人的争斗，是话语权的抢夺，而不是思想和观点的交锋。”关于这一方面，他告诉记者，此类现象如果发生在“五四”时期，批评家为了攻击而攻击，一定会遭到鄙视。

“‘五四’时期批评家之间的争论与当下相比，区别在于争论的焦点是理念的不同。当然，在争论当中也会出现人身攻击的现象，但是，争论的出发点并不是人身攻击。那时，作家、批评家之间的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不过，他们争论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吵而争吵。而现在，为了某种理念而发生的争论反而很少，多是为了名而争，为了利而吵。 ”

张光芒说，“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和人文理念决定了上述现象的可鄙性，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标准了。“那时候的人相信真理，相信真相。今天，由于社会的多元化状态，人们不相信真理。那些骂得凶的或者被骂的，反而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越骂越想看。 ”

“批评家讲真话是不够的，真话谁都会说，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批评家依附于作家作品而存在，成为后者的附庸。越是如此，作家就越看不起批评家，读者也无法相信批评家。信任感的流失，源于批评家底线的不断后移。张光芒对批评家的底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尽管这一底线似乎并不难达到，但是，他也坦言，对于当下来说，提出这样的底线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要求。

“在我看来，批评家的底线应该是：把作品放在现实和历史的坐标点上作出一个公正的判断。”有的观点提出批评家的底线是讲真话，张光芒认为，讲真话是远远不够的，那不过是做人的一个笼统的底线而已，“真话谁都会说，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

因此，他说：“对批评家要有一个较高的或者说一个理想化的要求，具体说，就是批评家应当对创作的缺失和优长作出到位的判断，给读者和文化界以启发。同时，批评家还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差不多能够一以贯之的追求。评论对象当然可以千差万别，但根本立场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批评家在不同的时间，面对不同的作品，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需要有令人信服的价值立场和逻辑理性。而这个立场不是空喊出来的，是通过批评家一贯的批评实践体现出来的。另外，批评家特别需要有发现的能力。如果说作家要发现生活，那么批评家就要发现文本，更准确地说，就是要发现形象与生活的关系。作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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