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小平（文学报记者）

一

　　记者：近期，贾平凹讲述“文革”记忆的长篇《古炉》出版。“文革”叙事一直是国内近年文学写作的热点。前些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兄弟》《后悔录》《平原》《空山》《启蒙时代》，这两年出版的《蛙》、《河岸》等作品，虽然并不都是全面描写“文革”，但“文革”至少是故事发生的重要背景。尽管如此，这些作品对“文革”的反思，是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文学界内外一直是很有争议的。

　　邓晓芒：我认为，凡是把文学建立在“反映”什么东西之上的文学观，都是陈腐的文学观。我不反对文学要反映什么，但我也不主张文学一定要反映什么，以为文学家担负着社会历史使命，要来反映某个历史时代和事件，这是对文学家的苛求，甚至是贬低。文学要有更高的使命，它不是反映，而是开拓，对人心的开拓。当然有时候它需要借助于反映来开拓，比如写“文革”，这的确是一个对于开拓极为有效的题材，但也还有其他的题材。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即使只是面对一只狗，一朵花，甚至一种感觉、一种幻觉，也能够开拓自己的心灵。关键是你找不找得到那种感觉，那种全新的、以往没有人经验过的感觉。

　　这不在于你有多少社会历史经历，搜集了多少现实发生的故事，而在于你的心胸是否开阔和深沉，能够容得下人类各种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情感。用这种眼光来看，反思“文革”就不是一个要为历史做结论的事，而只是一个深入自己内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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