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记者：如果说国内的文学缺乏反思，难免会招来激烈的批评。最典型的例子，当是上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反思文学。然而，我们对建国后的文学做一回顾就会发现，文学的反思似乎并没有真正剥离开功用、实利的色彩。这不仅体现在文学的整体，即使是在同一个作家身上，也很少有一以贯之的。而事实上，反思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它是有多面向、多维度的。任何反思都是一个需要层层剥离，并由此不断向深处掘进的动态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我不以为当下的文学写作，真正达到过它可能抵达的反思。你是怎么理解的？

　　邓晓芒：上世纪80年代的“反思文学”大部分充其量只是一种“吾日三省吾身”式的反思，即检讨自己哪些地方背离或丢掉了既定的天经地义的原则，现在要把它找回来。“文革”中我们失去了忠、信和道德的传习，失去了几千年的亲情孝道，现在悔不该当初。这种反思非常肤浅，它不是对这些天经地义的原则本身的反思，而只是以这些原则为标准的反思，但这些标准难道不正是“文革”的原则吗？“文革”虽然破坏了小家庭的亲情，难道不是建立起了对全民共同父亲的亲情吗？忠不就是更大的孝吗？由此推出“母亲打错了孩子”不是顺理成章的吗？所以这种反思必将落入“文革”思维的圈套，而不可能有新的突破。

　　真正的反思还未开始，例如前不久揭示出来的“卧底”事件，几乎全体知识分子都自愿地或潜在地成为了（现在叫）“信息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人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现在写农民和底层的作家多，写知识分子的作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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