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现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曾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扮演了复杂的角色。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则齐刷刷成了被解构的符号。于是，在很多作家的写作中，知识分子成了被戏谑的对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带有浓厚反思色彩的作品中，担当反思主体的多是知识分子，而且这种反思不仅仅是面向历史的，它同时也是针对自我的，正是从对自我的无情解剖中，作者建构起了抵达历史深处的路。如何看待这种反差？邓晓芒：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与底层百姓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就是代表底层“为民请命”的士大夫，本身出身农家，靠苦读走出山村，载负着乡亲们的嘱托而为天下国家谋利益。而他们为之服务的对象，往往是极其愚昧昏庸，缺乏素质的，但只要是大权在握，知识分子只能无条件服从。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知识缺少高贵意识，这些知识只是政治实用的工具，不被权力所用则毫无用处，叫做“怀才不遇”。像孔乙己这种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连老百姓也是看不起的，他们自己更看不起自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对世俗权力有种本能的膜拜。

　　西方知识分子则自始就有一种高贵意识，他们自认为是和神直接打交道，对世俗权力有种不屑。而他们唯一能够与神沟通的就是他们的内心灵魂。所以，他们的反思是摆脱了一切外界世俗目的干扰的自我拷问，一切外界环境和外部命运都成为了这种内心拷问的刑具。今天，我们很多自称为独立知识分子或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其实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更不用说一般的作家们了。大部分中国作家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在官方眼里怎么样，在官方媒体中的排名怎么样；一件是在老百姓眼里怎么样，书卖得怎么样。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半不是媚上就是媚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