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几年前思想界与文学界有个争论，部分思想界人士认为，中国作家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道德良知和社会承担。文学界部分作家在针锋相对指出思想界缺乏“常识”、“阅读量”、“感知力”，并强调文学有自己的特性，而非简单表达思想的载体。应该说，这样的辩护有一定道理。然而，我们考量一部作品，在要求其达到一定的艺术性外，还要看蕴涵其中的思想的深广度，这样是否在文学写作中展示出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就显得特别重要。不过，以近年的“文革”叙事看，作为一种写作态度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或说是可以存疑的。

　　邓晓芒：前几年所谓思想家对作家的质疑，我也参与了，但很明显，我是“思想家”中的一个另类。我对当代作家的批评，所针对的也是缺乏思想性，但我所谓的思想性，并不是其他人所习惯认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而是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人性、国民性的拷问。这种思考不是单纯理论上的，更不是用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大帽子来强求作家遵守，而是诉之于作家对时代精神的感觉。当代作家普遍的问题是感觉的迟钝、陈旧甚至腐朽，他们以为用现代搞怪的手法来搬弄一些耳熟能详的话题，就能够生产出创新的作品来。他们绞尽脑汁搜罗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或者虚构出一些“魔幻”来，为的是能够继续吸引读者的眼球。还有一些作家回归日常生活的俭朴，沉醉于老一套的乡情、亲情、友情和爱情（“纯情”），名为“现实主义复归”。其实，经历过“文革”以后，所有这些看来毫无疑问的人之常情都需要做一番彻底的批判和怀疑，它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人性的最终归宿，而恰好有可能成为人性的欺骗性的面纱。

　　今天的“文革”叙事作品最大的缺憾就在于，作家们似乎都是站在岸上回头观赏过往的沉浮，为那些没有能够游到岸上的人们抱恨唏嘘；要么就是庆幸还有某些人性的角落没有被“文革”的大潮席卷一空。其实最应该反思的恰好是我们今天所站立的这片看来坚实的土地，它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又会再次塌陷下去。当然也有一些作家把自己悬在虚无主义的空中，标榜自己的玩世不恭，他们自以为看破了红尘，似乎比前面两种人要深刻一层。但他们的致命的病症是自我感觉良好，没有真正的痛苦，因而也没有追求，只有逃避和自欺，甚至是洋洋得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