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大过渡时代。其典型的时代特征是军阀混战，“有枪便是王”，内忧外患不断，国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故而，有学者称此为“五代式的民国”。今人回观民国历史，那个时代与亨廷顿所谓的“普里夺社会”（Praetorianism）颇为相像。普力夺社会，指前现代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阶段，狭义上指军人干政常态化，广义指各种社会势力的政治化。民国社会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不仅军人干政，而且各种社会势力都干政。民国政治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普里夺政治”：各种社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没有什么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批职业政治领袖被公认为调节各种冲突的合法中介，在这种情况下，“武力”是最终的也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邓野认为，民国的政治逻辑其实就是武力解决政争、武力决定国家权力的逻辑：“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民国的政治逻辑是不可违抗的，是一个当事人难以超越的时代逻辑。作者通过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研究指出，1946年1月闭幕的政治协商会议虽然达成了变更国家政体并改组政府的协议，似乎和平革命能够改变“武力决定国家权力的民国政治逻辑”，但是如邓先生所云：“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爆发出的强烈的不满情绪，从根本上讲，正是民国政治逻辑的反弹与回归。”

    邓野先生指出的民国的政治逻辑为今人理解民国政治纷争开启了智慧之门。而且，邓先生《民国的政治逻辑》一书也为后学研究民国政治史创立了一个不朽的典范。笔者有幸聆听邓先生教诲：治政治史者，首先必须懂政治，否则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所云。邓先生治民国政治史的一个重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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