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