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界展开过多次论争，左翼阵营中鲁迅同瞿秋白关于翻译原则的讨论颇为引人注目。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但仍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进行了商榷。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鲁迅的翻译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目标在于精神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鲁迅和瞿秋白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与特征。

[关键词]瞿秋白；鲁迅；翻译论争；翻译理论

　　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以前，是中国翻译界格外“热闹”的时期。鲁迅曾说， 1933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完全可以用来概括这一阶段的状况。当时围绕着“硬译”、“重译”、“复译”等而展开的大大小小的多次论争，虽免不了极而言之的笔墨交锋，但更为可贵的是它在翻译界引起了多方面的积极而认真的理论探讨，并产生了一系列以“论翻译”为题的理论文章，如胡适的《论翻译——寄梁实秋》、陈西滢的《论翻译》、赵景深的《论翻译》、国熙的《论翻译》、张伯燕的《论翻译》、瞿秋白的《论翻译》和《再论翻译——答鲁迅》、鲁迅的《论翻译——答J. K. 论翻译》、曾觉之的《论翻译》、梁实秋的《论翻译的一封信——致公超》、林语堂的《论翻译》、叶公超的《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张梦麟的《翻译论》、李子温的《论翻译》等等，仅从冠以“论”的题目即可见其谈翻译问题的理论姿态。其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左翼阵营里鲁迅和瞿秋白对翻译原则的讨论。

一
瞿秋白以《论翻译》为题连载于1931年12月11日、25日《十字街头》第1、2期给鲁迅的长信，与1932年7月10日刊登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的“答鲁迅”《再论翻译》，集中阐明了他的翻译观。瞿秋白认为：“翻译的问题在中国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从‘五四’到现在，这个问题屡次提出来，屡次争论，可是始终没有得到原则上的解决。”[ 1 ]他的论翻译就是企图确立一种公认的翻译原则。
瞿秋白虽然赞扬鲁迅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也看出赵景深之流的矛头“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批判了赵景深之流“宁可‘错’一点儿的‘顺’”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杀原意的办法”，甚至上纲上线把它说成是“愚民政策”，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2 ] ，但实际上，他的主张也并不完全与鲁迅相一致。作为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及其理论建设的倡导者，瞿秋白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与鲁迅不尽相同的观点和意见。如果说，梁实秋、赵景深、杨晋豪等对于鲁迅“硬译”的批评中还包含着自由主义作家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拒绝和非难，那么，瞿秋白恰恰是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理论的角度就当时“直译式”的文章所表现出的问题与鲁迅展开对话与商榷。
在上述两封信中，瞿秋白一再强调的是“绝对用白话做本位来正确的翻译一切东西”的原则。他提出的这个翻译原则包括两个要点：一是“绝对的正确”；二是“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正确”，即“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 1 ] ，就是要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也可以说是严复所说的翻译三原则之一的“信”。因此，他不同意鲁迅提出的“分别了种种的读者层，而有种种的翻译”的意见。他指出，要把翻译和自己的写作区别开来，写作当然要分别读者的程度，并且也不妨“利用外国材料”去“改译”。至于翻译，瞿秋白认为，“既然叫做翻译，就要完全根据原文，翻译的人没有自由可以变更原文的程度”[ 1 ] 。瞿秋白提出的这一条翻译原则受到今天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高度评价，将之称为“等效论”，被看作是翻译学重要的本体理论之一。金认为，这是“到那时候为止最全面的‘等效概念’”[ 3 ] ( P14) 。
所谓“绝对的白话”，瞿秋白所作的定义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就是“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他进一步阐述说：
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说的白话。……写在纸上的说话(文字) ，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
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了[ 1 ] 。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瞿秋白所说的“白话”， 并不是五四文学意义上的白话。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自从遭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打击，从1931年转移到文化战线工作以后，并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的，而是把这一革命的重任又落实到了领导“文学的革命组织”——“左联”的活动之中。在翻译论争期间，他同时写有《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等重要论文。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围绕着如何“创造普洛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而写，以及怎么样去写等最基本问题而展开的。为了“准备着，团结着群众的力量，以便‘立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写出适应无产阶级“认识现实”，“改变现实”需要的作品。瞿秋白认为，首先“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五四文学革命推行的所谓“白话文”是“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半文言”，或可称作“五四式的假白话”，它“完全不顾口头上的中国言语的习惯，而采用许多古文文法，欧洲文的文法，日本文的文法，常常乱七八糟的夹杂着许多文言的字眼和句子，写成一种读不出来的所谓白话，即使读得出来，也是听不懂的所谓白话”[ 4 ] 。所以，它和以前的文言一样，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是和大众不相干的。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欧化青年读五四式的白话，而平民小百姓读章回体的白话”，这两种话的区别，简直等于两个民族的言语之间的区别。因而，瞿秋白提出：“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如果‘白话’这个名词已经被五四式的士大夫和章回体的市侩文丐垄断了去，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文字革命叫做‘俗语文学革命运动’”[ 5 ] 。由此可见，瞿秋白虽然也以“白话”来指称他所主张的翻译语言，却不是“五四”意义上的白话。他所说的白话，更强调“听得懂”，他对于五四式白话的不满主要就在于“读出来是不能懂得的，非看着汉字不可”，他所主张的“听得懂”并且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白话，不仅是他鼓吹普洛的革命文学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他最终要实现汉字拼音化的设想做铺垫的[ 5 ] 。
当时，瞿秋白强调要用“绝对的白话”去翻译，又是与他鼓吹欧化文艺的大众化和革命大众文艺的创造紧密相连的，他参与翻译论争和文艺大众化的讨论都是为了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在国际革命作家第二次国际会议上，关于殖民地普洛革命文学的决议认为：“在有些国家内，必须创造革命文学的新的武器——新的文字，因为旧的文字不能成为广大的全国的群众的所有物。”[ 6 ]瞿秋白的观点显然受此影响，同样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话”，因而普洛革命文学运动首先就应当负起“完成白话文学运动”，“开始俗话文学革命运动”的责任，“没有这个条件，普洛大众文艺就没有自己的言语，没有和群众共同的语言”。大众文艺就是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话来写”，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 4 ] 。也正是从这个先决条件出发，瞿秋白认为，翻译同样要“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翻译。使翻译能够成为“创造广大群众的新的文字和言语，创造广大群众的新的文艺形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只有理解了瞿秋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系统主张，才能够把握他在《论翻译》中谈到的翻译的重要作用：除了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的特殊的含义。他企图通过用“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的翻译语言，“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 2 ] 。
正是出于这样的革命与革命文学的目的，瞿秋白认为鲁迅翻译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毁灭》“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 1 ] ，更不赞成鲁迅极而言之的“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观点。他认为，鲁迅所说的“现在可以容忍多少的不顺”，是“没有着重的注意到绝对的白话本位的原则”。如果使“宁信而不顺”成为一种倾向就会造成很坏的结果：“一般青年的翻译因此完全不顾群众的需要”[ 2 ] 。
瞿秋白和鲁迅都是非常看重翻译可以输入新的表现法这一重要作用的，但瞿秋白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创造新的表现方法，就必须顾到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条件”，否则如果写的不是现代中国文，而是汉文文言，或是“西崽式的半文言”，那就和“中国现在活着的三万万几千万的活人两不相干”，“以至于新的表现方法不能够从书面的变成口头的，因此，也就间接的维持汉字制度，间接的保存文言的势力，反而杀死了那新的表现方法”。只有叫新的表现法能够容纳到活的言语，也就是口头上能够说得出来的白话里去，才能使新的字眼、新的句法都得到“真实的生命”[ 2 ] 。而且在瞿秋白看来，如果的确能够用现代中国文，也就是“嘴上说的中国普通话”去翻译，“自然而然不会有不顺的事情”，“顺不顺”根本不成问题。而赵景深所认为“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2 ] 。由此可见，瞿秋白认为，鲁迅虽然翻译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品，但其译文还不是绝对的白话，还不能成为他所理想的“新的言语”——人民大众的言语，人民大众有可能了解和运用的言语。为此瞿秋白还校对了鲁迅的译文，进一步以实例具体说明“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
例如，鲁迅翻译弗理契为《毁灭》写的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话：
独有这大受损伤的忠实的人们，乃是他现在惟一的，最相接近的，不能漠视的，较之别人，较之自己，还要亲近的人们。
瞿秋白认为，鲁迅翻译的这段话中是有错误的，一是丢掉了“甚至于”这个字眼；二是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如“较之别人，较之自己”，这样就不能够把这句话的“神气”表现出来。于是，他把这段话翻译成：
这些受尽磨难的忠实的人，对于他是亲近的，比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更加亲近，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
很明显，瞿秋白的译文比鲁迅更准确缜密地表现出了眼前的这些人和别人和自己这三者间的层层递进关系，但其译文的修辞尚欠精当，如“比一些其他的东西”中的“东西”这个词就不很合适。瞿秋白强调，他为鲁迅译文所作出的一些改动，“每一个字都和俄文相同的”，“完完全全是直译的”，只不过按照中国白话的句法和修辞法，把原文倒装，或重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