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间，出现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位大诗人。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和作品风格都有很大不同，成就也不能齐足比肩，但后代的诗人却常把他们并称“陶谢”，比如杜甫的“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王安石的“未怕元刘妨独步，每思陶谢与同游”(《示俞秀老》)、陆游的“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读陶诗》)。这种情形说明了陶、谢在不同之中又存在某种共同。主要的一点，应当是在晋、宋间“诗运转关”之中，有着两位诗人的共同努力。这一“转关”在内容上的标志是五言诗挣脱玄理的束缚而走向田园山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形式上的标志是由平典枯槁到声色大开，“芰荷迭映蔚”、“空水芒澄鲜”。1这里借用陶、谢的诗句，不过是把问题描述得形象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各得一偏。正好相反，无论在“转关”的内容或形式上，两位诗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历来的研究者，于陶渊明都无闲言，但对谢灵运则毁誉不一，其所毁所誉，又颇有不尽妥当之处。本文仅试图对有关谢灵运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一、晋、宋易代之际的谢氏家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远较隋唐以后为密切。高门世族垄断经济、政治，也垄断文化，政治形势的动荡总会牵连到文人。鲁迅所说《文选》中的作家有一半不得好死，从嵇康、陆机、潘岳一直到谢灵运、鲍照、王融、谢朓，莫不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势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特别在谢灵运身上，这种文学和政治的纠葛表现得尤其突出而自觉。因此，弄清谢氏家族在东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对研究谢灵运的思想和作品来说，并非庸俗的社会学方法或者肤泛的题外文章。
东晋的高门素推王谢，然而陈郡谢氏的得以跻于甲族而且居于冠冕，却大大晚于琅琊王氏而要到谢安执政以后。《世说新语·简傲》记载过一段很生动的故事：
谢公(安)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耳!”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省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日：“阿螭(恬小字螭虎)不足耳!”
谢万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除了清谈和写文章，于世事茫无所知。王恬是王导的次子，其所以不礼谢万，自然不是由于谢万的人品不足取，而是认为两家的门第不能相埒，近似于王僧达的慢待路琼之，张敷的轻视秋当。2谢安明白这一点，所以不去讨这个没趣。同篇又记“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在坐，日：‘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宋书·苟伯子传》记“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王)弘日：‘天下膏粱，惟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谢万当众“索便器”，不仅是当时的所谓通脱，而且也在显示高门的骄矜，阮裕的讥评，正是颇为刻薄的针锋相对。笃，意即老实过了头而不通世务，3言下之意就是有点小家子气，缺乏教养。荀伯子是谢晦的姐丈，他引王弘为同类而看不起谢晦。阮、荀两家均为老牌的大姓，谢氏虽然一门显贵，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多少还有暴发户的味道，所以在嫉妒之外又高自标榜而不屑与之同列。
然而谢氏虽然后起，上升的趋势却方兴未艾。晋孝武帝宁康元年，桓温病死，谢安继而当国，成为王导、庾氏兄弟以后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谢安的治国方针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镇之以和静”，即保护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竭力调和这个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上，建立一支由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部队，即北府兵。
北府即京口(今江苏镇江)，聚居着当时南徐州、南兖州的侨户，“人多劲悍”。桓温生前，就说过“京口酒可饮，兵可用”的话(《晋书·郗超传》)，有意招募士卒，编为军队，但没有成为现实。太元二年(377)，谢安的侄子谢玄奉命组建新军，加以训练，号为北府兵。北府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太元八年淝水一战，以寡敌众，击退了苻秦的百万大军，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相对稳定。
东晋的军事重镇是荆州，其力量足以扼制扬州，也就是建康一带的长江下游。大军阀王敦、陶侃、庾亮、桓温父子，都是以荆州为根据进而控制中央甚或公然叛逆。世家大族希望维护司马氏的中央政权——门阀联合政权，而军阀则意在削弱或取代司马氏政权。这种门阀与军阀的矛盾是东晋南渡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主要形式。北府兵的成立使门阀的力量得以加强，但是它自身发展的结果又出现新的军阀，后期的主要将领刘裕就是凭借这支武装成为宋武帝，而且在夺权斗争中十分沉重地打击了谢氏家族。
桓玄起兵叛晋，收买了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攻人建康。当时地位不高的刘裕联络一部分北府军的将领又推翻了桓玄。到晋安帝义熙以后，刘裕的力量日益壮大，渐成代晋之势。面对这一严重的政治局面，门阀内部出现了拥护刘裕和反对刘裕的两派力量。大体上说，王氏家族拥护刘裕，谢氏家族不像王氏那么一致，谢晦、谢景仁、谢该依附刘裕，谢混、谢纯、谢灵运则反对刘裕。
谢灵运的族叔谢混，是谢氏家庭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晋孝武帝的女婿，史称“风华为江左第一”(《南史·谢晦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称其“仍世宰相，一门两封”(卷三十五《谢弘微传》条)，曾对谢灵运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当刘裕的羽翼渐丰，谢混一度人过刘裕幕府，虚与委蛇，4实际上却支持刘裕的对立面、北府军的另一位将领刘毅，期望在二刘之间争夺的夹缝中延续司马氏政权，保护家庭的利益不受损害。比之于刘裕，刘毅的某些特点也确乎容易受到高门世族的赏识。刘毅和刘裕一样，颇有赌徒的性格，桓玄说他“家无儋石之储，摴蒲一掷百万”，然而“爱才好士”(《晋书·殷仲文传》)，“缙绅白面之士辐凑而归”(《南史·胡藩传》)。谢混企图利用刘毅，其用意是十分明白的。他们之间相互勾结的情况，史略不详，但从义熙四年刘毅推荐谢混任扬州刺史以此排斥刘裕入朝辅政一事来看，其间交通策划，显然极为密切，所以后来刘毅兵败，刘裕以晋安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历数刘毅的罪状，其中就有一段：
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晋书·刘毅传》)
所谓“扇动内外”，和后来谢灵运因为“构扇异同”而出为永嘉太守，都还不能算是凭空捏造的罪名，不过时势不同，叔侄之间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不能相提并论。
谢混是谢氏家族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在政界和文坛上都负有重望。有理由认为，谢灵运参加刘毅幕府而且追随不渝，应当是出于谢混的安排。然而谢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反对谢混的政治态度。谢灵运的从弟谢晦就是刘裕集团的核心人物，谢混的从兄谢澹以“方外士”的眼光，也看出了谢混的做法潜伏着危机，《南史·谢晦传附谢澹传》载：
初，澹从弟混与刘毅昵，澹常以为忧，每谓弟璞、从子瞻日：“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混寻见诛，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祸。
谢氏家庭内部对二刘之间的不一致，反映了家族内部对政治力量的不同估计和对王朝鼎革的不同态度。自然，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之中，成员之间的不一致并不足怪，然而相对于王氏家族的基本一致来说，这种微妙的差别是值得玩味的。
魏晋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门阀专政的社会，寒门素族要进入统治集团，行伍军功是惟一的途径。这条途径艰苦而又危险，为习于逸乐的世族子弟所不屑一顾。5由行伍而重将帅甚至帝王，这就在门阀之外另树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终东晋、南朝之世，多次重大的政治动荡都是由于门阀和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形成的。正是由此，政治家谢安意识到武装力量对中央政权和本家族的重要，才让谢玄组建了北府兵。谢安的时代谢氏一门赫奕，谢奕、谢万、谢琰、谢玄、谢石，都曾先后手握重兵。《晋书·谢安传论》说：“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康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相形之下，王氏就显得逊色，所以谢混、谢灵运对司马氏政权的态度要比王氏积极。反之，东晋后期，谢氏的军权虽然已被北府军的将帅所取代，但影响并不能低估。刘裕代晋自立，谢氏的重要人物能不能拥护捧场，其间关系举足轻重。6所以，刘裕父子对谢门子弟的基本方针是优容争取，这一手行之无效，就继之以另一手即置之死地。在下面讨论谢灵运政治态度的时候，我们将进一步看到这种方针的具体运用。
二、“倔强新朝”
谢灵运的一生始终和政治风浪纠缠在一起，而且这种纠缠不是被迫卷入而是自动投入。他在政治上发轫之始，就站到了刘裕的对立面，这一错误的选择是谢灵运后半生悲剧命运的重要契机。
《宋书》本传记：
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爱知之。袭封康乐公，食邑二千户。以国公例除员外散骑侍邓，不就。为琅玡王大司马行参军。……抚军将军刘毅镇始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
散骑侍郎品级不高，却属于清贵之官，所谓黄、散之职，“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不是甲族子弟，极难染指。谢灵运辞散骑侍郎不就，却愿意就任刘毅的幕僚，原因当不外乎两条。其一，本传这一段记载未书年月，但大体上可以推定。谢灵运袭爵在元兴元年，当时桓玄兴兵叛晋，人建康，辞官不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二，当时高门子弟多入武人幕府，这反映了门阀和军阀的矛盾中互相依赖的一面。记室参军类似于今天的秘书，有机会经常对主帅施加影响。谢灵运是谢混最赏识的侄子，在支持刘毅问题上叔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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