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思想体系比较庞杂，除玄理而外，还曾受过很深的佛学影响。东晋时期佛教的发展和佛理的侵入清谈，人所共知，无需赘述。谢灵运本人，少年时代曾信奉道教，很快又转而奉佛，19先后和名僧慧琳、慧运、昙隆、慧严、慧观、慧睿等往来，《高僧传》中记载过不少片段事迹。谢灵运并没有专门阐述玄理的文章，但《广弘明集》中却录有他的佛学论文《辨宗论》、《佛影铭》和为慧远、昙隆写的两篇诔文。此外，他还曾和慧严、慧观共同润色过《大般涅槃经》昙无谶的译文。经过润色后的译文比原译远为流畅优美，世称南本，原译则称北本；又有《金刚般若经注》，已佚。20   

  《佛影铭》和《慧远法师诔》都是晋亡以前的作品，文章写得很有文采21，但于佛理并无发明。真正可以看成哲学论文的是《辨宗论》(包括答问)。

    魏晋清谈中有一个命题，即圣人是否可至。汉代以来儒家的基本观点认为，圣人不能至，因此也不能学；佛教的基本观点则认为，圣人(佛)可以至，其途径是“祛练神明”(《世说新语．文学》)即不断地修炼。晋末名僧竺道生独标新义，认为臻至圣人的途径在于“顿悟”而无关乎修行积累。这些不同的主张有其不同的社会背景，这里不必具论。谢灵运的《辨宗论》在竺道生的论点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发挥：

    有新论道士，以为寂鉴微妙，不容阶级，积学无限，何为自绝。今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

    二教不同者，随方应物，所化地异也。大而校之，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寄。

    很明显，谢灵运企图折中儒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儒学的强大和稳固。虽然受到“异端”的冲击而不被同化，相反还有同化“异端”的潜力，在此之前，应贞、向秀就标举“孔、老可齐”，“儒道为一”(《辨宗论》)，阮脩回答王衍“老庄与圣教”“将无同”(《世说新语·文学》)，也可以说明这一看法。谢灵运强调“顿了”，但并不完全否定“渐悟”，从这层意思上说，似乎又是在调和顿渐，归根结蒂，就是钱锺书先生所指出的：“悟必须‘慧业’，故‘成佛’甚速，若夫不由慧生悟而只修行持戒，则能免于地狱诸苦恼而未遽得正果也。”“‘华民’恰与‘上根人’相当，而‘中根以下’者乃‘夷人’也。”(《管锥编》第四册，第1292—1294页)

    这自然又是在为“第一流”人物作论证，22舍甲族子弟和天才文学家如谢灵运而外，还有什么人有资格具有“慧业”呢?《南史》本传：

    (会稽)太守孟凯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凯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凯深恨此言。又与王弘之诸人出千秋亭饮酒，倮身大呼，凯深不堪，遣信相闻，灵运大怒曰：“身自大呼，何关痴人事!”

    孟氏在当时不能列入甲族。顗兄昶，义熙间曾为尚书左仆射，卢循攻京畿，忧惧而死。孟昶是刘裕起兵反对桓玄的赞助者，孟顗大约也凭借这一层关系而为刘裕父子信用，23谢灵运鄙视孟顗，认为像这样的人不配具备慧业，也是很自然的事。

    佛理之于谢灵运，不仅是玄言中的一种新鲜义理，也不仅是用来论证自己的高贵，更多的用处也像玄言一样，可以溶解愤懑，冲淡燥热。所以在《山居赋》中，佛理玄言混杂间出，既有“抚鸥□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的解脱，也有“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的向往。“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更是玄佛一体。三世，佛家谓过去、现在、未来；六度，即忍辱、精进等六波罗密；恬知和理，则又来自《庄子·缮性》“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神游于空无清静之中，心寄于浊世浮生之外，谢灵运乃得以从容自适。《过瞿溪山饭僧》、《石壁立招提精舍》、《净土咏》等诗篇，同样体现了这种作用。他的绝笔《临终诗》，“惟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平生的恩怨统统消溶在“我佛慈悲，怨亲平等”之中，从而获得了心灵上的最后一次解脱。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从来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彻底排斥取代儒家学说，在玄学最盛行的魏晋时代亦复如是。过于强调玄言佛理与儒家学说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渗透，是一种偏颇的看法。政治、法律、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的观念和实践之中，儒学的王统地位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儒学仍然居于首列。从谢灵运本人来说，情况也不例外。表现于作品中的热衷用世之情，处处都以儒家的学说作为理论上的依傍。反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穷则独善其身”这些原则，也可以当作精神避风港。这个问题比较清楚，无须再多作论述。

    近几十年来，对谢灵运的研究比较落寞，原因或许是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不大好作恰当的评价。本文探讨了谢灵运的政治态度、门第观念、性格的特征以及玄言佛理对他的世界观发生的影响，还来不及对谢灵运的诗歌作正面的分析，仅仅是期望通过这些探讨，为研究谢诗提供一些知人论世的参考意见。不当之处，敬待指正。

    注释

    1  陶诗“似澹而实美”的韵味和“声色大开”似乎不相干，但是陶渊明的水墨田园和谢灵运多色调的工笔山水，在使诗歌由说教回到形象上，可以说起了殊途同归的作用。

    2  见《南史·王僧达传》、《宋书·张邵传附张敷传》。

    3  今吴语中尚有这层意思，“笃”字读“浊”音。

    4  《谢晦传》叙刘裕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谢晦恐怕刘裕出丑，于是代作。紧接着说“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日：‘一时顿有两至人耳。”’但谢混在义熙八年就被‘赐死”’，彭城之会在义熙十四年。史家多称《南史》文约事详，不过这一段记载却简约得在时间上过于含混。《晋书·谢混传》和《宋书·谢晦传》则不记此事。

    5  参看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6  刘裕即位登坛，以不能得到被他杀掉的谢混“捧玺缓”为憾事，后来选中了谢澹，但谢澹也颇为倨傲，弄得刘裕很不痛快。见《晋书·谢安传附谢混传》、《南史·谢晦传附谢澹传》。

    7  谢混赏识的侄子还有谢晦，义熙初尚未成年。义熙六年，孟昶死，谢晦由盂昶幕转入刘裕幕，并成为得力人物，但当时二刘力量的消长已经明显，谢混、谢灵运已经“义无反顾”了。

    8  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

    9  此诗张溥：《谢康乐集》、黄节《谢康乐诗注》均生收，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据《失收文馆词林》辑补。

    10  杨勇：《谢灵运年谱》系《撰征赋》于义熙十四年，误。赋中明言“愿关邺之遄清，迟华銮之凯旋”，可见长安尚未攻克，赋的写作时间是在十三年春。十四年，刘裕返彭城，九月大会戏马台，谢灵运有诗，这是第二次去彭城。

    11  黄节《谢康乐诗注》于此诗下引陈胤倩曰：“累仕之后，忽发此愤，诚非情实。然吾谓康乐胸中未忘此意，于其哀庐陵位之。”陈胤倩看到了矛盾，但所作的解释却难于圆通。

    12  王景文(或)为宋明帝赐死，门客焦度愤怒，说：“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数百人，足以一奋。”王景文回答：“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仰药酒死。王景文以宰辅兼领扬州刺史，力量远非谢灵运可比，尚且知道毫无造反的可能。见《南史·王铱传》。

    13  谢灵运举出的古人中，尤其是嵇绍，父亲嵇康被司马昭所杀，本人却效忠晋室，死于八王之乱，晋朝人就对此有所非议。《御览》卷445引王隐《晋书》中就载有郭象、郗鉴的批评，认为“义不足多”，不应该出仕晋朝。

    14  谢灵运死后一年，彭城王义康又杀檀道济，宣布的罪状中有一条是“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檀道济“纳受邪说，每相容隐”。这又是一次冤狱。至于“志凶辞丑”，除了这两首诗以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别的材料。

    15  刘裕平关中，以义真为留守，当时义真仅十一岁，还是个小孩子。刘裕这一措施，显然是想为义真作政治上的投资。其后在继承人问题上考虑义真，当非偶然。

    16  事情还需要从矛盾的对立面来观察。南朝诸帝起自素族，在门第上有自卑感。其所以自附风雅，正因为文学艺术的才能是高门的一种标志，也由此，才出现了帝王嫉妒文士这一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南史·王僧虔传》载宋文帝自言书法可比王献之，宋孝武帝欲擅书名，僧侣竟至以“掘笔”写字又《临川武烈王传附鲍照传》载宋孝武帝好文章，自以为人莫能及，吓得鲍照“为文章多鄙言累句”。又《刘峻传》载峻在梁武帝前隶事，卖弄学问，为梁武帝所恶。至于后来隋炀帝因为嫉妒“空梁落燕泥”而杀了薛道衡，则是更为突出的例子。宋文帝气度深沉而狭隘，谢灵运不为所用，就必然不为所容。他对谢灵运的迫害逐步升级，最终杀之而后快。谢灵运固然有取死之道，但也可以见出宋文帝对谢家和谢灵运本人的厌恶和嫉忌之深，厌恶主要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嫉忌则更多地是个人的因素。

    17  干宝《晋纪·总论》：“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文选》卷49)具体的事例，史传中比比皆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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