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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

时间:2009-8-8 16:54:37  来源:不详
他“无检”、“诞通度”(《南史·谢弘微传》)。谢混的批评没有收到多少效果,所以又让谢瞻加以劝告。《宋书·谢瞻传》载:

    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日:“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日:“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撇开时局的因素不管,狂傲如果仅仅在文学的领地里横行,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才气;要是跨进了政治的界线,那就极少有好结果了。事情就有那么不幸,偏偏谢灵运正是一位热衷于政治的文人。

    南朝甲族“以二十而登仕”(《梁书·高祖纪》),谢灵运具有在政治上腾达的各种条件,试比较王僧达“自负才地”,授尚书右仆射后,“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王僧达传》),当不难想见谢灵运的抱负。不过谢灵运的诗多作于元嘉以后。已经找不到类似的趾高气扬的语言。《南史·谢晦传》载:

   灵运问晦潘、陆与贾充优劣。晦日:  “安红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灵运曰:“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瞻敛客日:“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甚在此乎?”

    一段对话,鲜明地表现了三个人的不同性格,谢灵运之所以肯定潘、陆,正因为他自己也是以才华作为邀竞的资本的:

    灵运为性褊急,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机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宋书.本传》)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玡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宋书·武三王传》)

    义真貌美、聪明、能文,在刘裕的七个儿子中特受宠爱,颇类似于当年的曹植。刘裕有一度曾经因为长子义符不称心意而想改立义真,为谢晦所劝阻,事见《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上》。15义真自此与谢晦和徐羡之、傅亮形成水火,谢灵运也随之而再一次卷进政治漩涡,并由此而最终灭顶。谢灵运之接近义真,当然也不止于义真喜爱文人,气味相投,而是看到了义真有继位的可能,用谢晦的话说,就是干进邀竞。义真所谓“灵运空疏”云云,不过是一句随口的敷衍,而“以灵运、延之为宰相”则是少不更事的真实表白。

    门第观念,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所决定的。谢灵运瞧不起刘裕,但是当改朝换代已成定局,在毫不容情的现实面前,主观和客观都不允许他像陶渊明那样,不愿以心为形役,就回家种地。他只能对心理状态作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现实。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也许是言不由衷,不过毕竟是在颂圣了。当这种心理状态稍趋平衡,他就想在新朝取得由于改朝换代而来不及在旧朝所取得的东西:“宜参机要”,“应参时政”。刘裕和刘义隆仅仅把他当作文学侍从之臣,而且不止一次地把他罢官、外放,阶级意识的委屈、热衷的破灭,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狂傲,就使谢灵运和刘宋王朝的矛盾一步一步激化,终于不可收拾。16

    对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打击,谢灵运毫不退让,一贯不知收敛,在永嘉“肆意傲游,遍历诸县,动踰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刘义隆诛徐、傅、谢晦,召为秘书监,“多称疾不朝值”,“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再度罢归始宁,寻山涉水,从者数百人,惊动了地方官,以为“山贼”。不理政事,本来是高门的故态;17寄情山水,借大自然的风光来冲淡抑郁,一般也意味着在现实面前退却逃遁。然而这些在谢灵运身上则更多地带有负隅顽抗的成分。汉朝的士大夫已经懂得韬晦,比如杨恽免官,孙会宗劝他“杜门惶惧,为可怜之意”(《汉书·杨恽传》),杨恽不听,反而在复信中嬉笑怒骂,结果为此丧命。谢灵运当然记得这些殷鉴,但骄纵恣肆远远超过杨恽,可见其愤懑狂傲的难于自制。反映在白纸黑字的作品上,多数情况下要显得含蓄、收敛,然而内在的傲岸并未减杀。典型的诗篇是他的名作《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宵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嵌。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故,无闷征在今。

    以潜虬、飞鸿托物起兴。虬以深潜而自媚,鸿则奋飞而扬音,出处虽殊,都能各得其所。虬是古人心目中的神物,鸿则是一举千里、横绝四海的健翎。以这两种形象起兴而兼自比,怀抱不言可喻。当时出守永嘉,庐陵王义真尚在人世,这一时期的诗歌,基调是感伤年华易逝、怀才不遇,很少颓丧的成分。“初景革绪风”四句写眼前实景,大地春回,为谢灵运带来了欣欣的生意。二十年前,吴小如师见告,说俞平伯先生一次谈到李后主,以为真正惹起杀机的是“小楼昨夜又东风”而不在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是极有启发性的见解。谢诗李词,不妨参观互读。以下又用《豳风·七月》和《楚辞·招隐士》的典故,按照传统的理解,前者是“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苦也”(《诗》毛传),后者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楚辞章句》)。提到周公和屈原,表面上似乎忧谗畏讥,实则是从字里行间透出了不安分。

    庐陵王义真在政治上一度给谢灵运以腾达的憧憬,谢灵运对此终身不忘。永初三年,离京赴永嘉太守任,在两首诗里都叙述了当时心情:“生幸休明世,亲蒙英达顾”、“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之郡初发都》),“解缆及潮流,怀旧不能发”(《邻里相送至方山》),许多评注家都以为是指义真。所谓“赏心”,意指感情上的沟通、契合,《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的“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是一般的泛指,这里的赏心,则专指和义真、颜延之的关系。在到永嘉以后所写的山水诗中,又两次提到“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晚出西射堂》),“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也是专指义真。诗人谢灵运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狂傲中混杂着真挚,邀竞中又产生了对义真的理解,一再流露于诗中的感情,不仅是感恩知己而是兼有失意的同情和共鸣。他被宋文帝征召入京,宋文帝问他“自南行来,何所制作”,他回答说:“《过庐陵王墓下作》一首。”(《文选》卷三十二《过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这一极不得体的回答无异于当面挑衅,是强烈的感情爆发,也是鲜明的性格体现,同时又表明了谢灵运热衷于政治而缺乏政治家的起码素质,否则就不可能这样完全失去克制。

    诗人和政治家是两回事,能够做到“二难并”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文学史家可以称赞李白忧国忧民的抱负和兼济天下的雄心,然而诗人李白真要当上宰相,十之八九会把事情弄糟,至少我相信如此。谢灵运和李白,在气质上颇有共同的地方,不过由于时代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而表现不同而已。傲视一切而偏偏要投身政治,李白遭际明时,还落一个流夜郎的下场,谢灵运的结局,即便没有王弘、孟凯和其他什么人的落井下石,也早已洞若观火的了。

四、燥热的化解剂——玄言、佛理

    谢灵运的世界观,带有鲜明的时代和阶级印记。

    清谈玄理是两晋士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元以后,谢氏家族以其政治上的地位而隐然在清谈界执麈尾,谢安、谢玄都是颇负盛名的清谈家。到谢灵运兄弟一辈,由于《世说新语》没有记载他们的谈锋,详细的情况已经很难了解,但是史籍中仍然可以见到一鳞半爪。《南史·徐羡之传》记羡之与傅亮、谢晦宴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时然后言”,《王惠传》记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风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理清远,瞻等惭而退”,“素不与谢灵运相识,尝得交言,灵运辩博,辞义锋起,惠时然后言。时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日:‘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可见谢灵运也不时参与清谈,不过由于时代风气的转变,清谈的内容,于辨析名理之外又间以文史,这种转变,和诗歌中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正相一致。

    汤用彤先生曾把魏、晋玄学分为四派,即王弼、何晏之学,释氏所谓本无义;向秀、郭象之学,释氏所谓即色义;心无义;不真空义。18谢灵运不以玄学名家,但在作品中,“三玄”的哲理和语言俯拾即是。从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来看,他对玄学的理解,大致在王何、向郭两家的范围之内而并不拘执一端。

    谢灵运熟精玄理,但从反映于作品中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于玄理并不囿于烦琐概念上的辨析而重在致用。魏晋玄学的四个派别,不论其本体论和社会观的差别如何,归根到底,都在经济上服务于自给自足的庄园制,政治上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思想上则是放浪形骸的兴奋剂和克制燥热的镇静剂。像谢灵运这样热衷仕进而又性格强烈的诗人,在人生道路上却屡经蹉跌,如果没有玄理的化解,其后果就是更早地不为刘裕父子所容,或是彻底地陷于精神上的崩溃。谢灵运在诗篇里装进那么多的玄理,正是缘情言志而不是无病呻吟。有的评论家对谢诗的“玄言尾巴”表示不满,其实从山水和玄言的关系以及谢灵运本人对玄言的需要来说,即使是“尾巴”,也是诗篇本身的天然肢体而非硬安上去的义肢,试比较谢诗和东晋其他玄言诗人的作品,问题不难清楚。至于对这些诗中的玄理在艺术上应该作什么评价,那是另一回事。

    正是从这样的需要出发,谢诗中的玄理体现了诗人谢灵运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老子》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出发,进入到“致虚极、守静笃”、“归根”、“复命”的境界(十六章),回归于自然。他用“居常以守终,处顺故安排”(《登石门最高顶》)来自我譬解,用“矜名不足道,适己物可忽。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游赤石进帆海》)来自我警惕,以期到达“未若当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岸亭》)的自我满足,王弼所谓“羡其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至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易·颐》“观我朵颐”注),郭象所谓“都忘内外,然后超然自得”(《庄子·齐物论》“吾丧我”注),被和谐地结合在失意的精神世界之中。

    这些玄理,也就是谢诗中一再出现的“理”的主要内容;而诗中的“情”,则是诗人的热衷与狂傲、抑郁与焦虑。谢诗里经常可以看到“理”与“情”的矛盾,并在多数情况下以“理”胜“情”,获得了暂时的解脱。在离建康出守永嘉时,谢灵运已经悟出“含情易为盈,寡欲罕所阙”的道理(《邻里相送至方山》),不过情理的交战还是经常出现,永嘉辞官归始宁。“早闻夕飙急,晚见朝日暾。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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