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鲁迅给瞿秋白《论翻译》的复信刊登于1932年6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1号，同样题为《论翻译》，副标题为《答J. K. 论翻译》。以前鲁迅虽然在他的译文序跋中零星涉及到一些翻译问题，但专门论述和阐明自己的翻译主张还属首次。
当时，针对赵景深以严复的译例说明译书“就一般看来，每每为了顺要稍牺牲信”，严复的译文之所以受欢迎，就因为译得顺[ 7 ] ，拉了严复来为自己“叫屈”、辩护的做法，以及瞿秋白说严复的译作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 2 ] ，甚至指责商务印书馆翻印“严译名著”“是何居心”的误解，鲁迅以他对严复的全面了解和深入体察，纠正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对于翻译家严复的歪曲和不公正评价。
鲁迅认为，世人仅以“桐城气息十足”、“最好懂”的严译《天演论》来概括其翻译风格，殊不知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这部译文是“题曰达旨，不云笔译”，虽传达了原文的意义，而不称其为“翻译”，甚而告诫人们“取便发挥，实非正法”，“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8 ] 。可见，这决非自谦之语。严复后来的翻译实践也正像鲁迅所说，“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些”，他翻译《原富》时已敢于在例言里宣称自己的译文“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因而，鲁迅说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他的《天演论》师法的是六朝“达”而“雅”的译经方法，后来的译书则是“以‘信’为主”的唐。从严复“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的《天演论》到“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的《原富》，不仅证明了严复翻译风格的改变，也足以匡正世人对严复译书的偏见。所以，鲁迅讽刺赵景深是“谬托知己”，他打出严复的旗帜，提倡“译得顺”，恰恰是后来为严复所诟病和淘汰的。
鲁迅还进一步指出了造成严复早期“太‘达’的译法”的时代原因。他认为，在“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的社会，也就是说，虽然国门已破，但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仍然老大自居，仅仅承认“师夷长技”，而在文化上坚持“中优西劣”，“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 9 ] (《例言》) 的时候，严复只有刻意求雅，才能登大雅之堂，进入“士”人的行列而取得发言权。严复《天演论》“音调铿锵”的译文果然获得了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的青睐，不仅为他作序，还盛赞他：“文如几道，可以言译书矣”。可见，严复之译《天演论》不仅为自己开辟了译书的道路，也使中国近代翻译获得了文人学士的首肯。鲁迅对严复的历史评价，虽言简意赅，但至今仍为翻译史家们所认可。它反映了鲁迅治学的功力，不仅能够客观而准确地把握史实，也能够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史实。
鲁迅在揭穿了赵景深拉严复这面大旗，做他“宁顺而不信”的虎皮的伎俩，并巧妙地把严复化为自己的“大旗”以后，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也就是说，现代的译书不能像严复时代那样，仅仅着眼于“士”人群，它必须面对“大众”。鲁迅把大众分为三类，他认为“识字无几”的根本不是译文的读者。对于“很受了教育的”与“略能识字”的两类读者应该施行不同的译法，供给不同的译本。他特别强调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就是针对前类读者而言的。接着，鲁迅阐明了自己所以在翻译上坚持“不完全中国化”而“直译”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8 ] 。鲁迅和瞿秋白一样，都痛感着中国的文或话的“不精密”、“不够用”，也都对于翻译抱着“输入新的表现法”、“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的热望。但是，他们在输入什么样的表现法，以及建立什么样的中国现代言语的设想上，存在明显分歧。
首先，鲁迅认为，中国文或话语法的不精密，证明着思路的不精密，脑筋的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 8 ] ，所以要医这病。鲁迅主张：“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他认为，现在一定要容忍“多少的不顺”，“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即便为后一类“略能识字”的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8 ] 。显然，这与瞿秋白强调以“口头上的白话”，“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白话去翻译，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也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完全排斥文言和五四式的欧化文艺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鲁迅之所以提出“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8 ] ，恐怕也是针对瞿秋白的观点而言。但是，他未能明说的潜在意思是，瞿秋白的翻译主张只能适合“略能识字”的读者。尽管如此，鲁迅还是认为，即使为这部分读者而翻译，现在也仍不能和口语，实际上是未能统一的“各处各种的土话”合一，而“只能成为一种特别的白话”。这种白话，“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象的白话”，这样不可避免地“文言的分子也多起来”[ 8 ] 。
其次，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分歧不是偶然的，是与二者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所持的不同意见相一致的。“左联”成立后，为了“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积极推行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旨在缩短文学与大众的距离。鲁迅虽然主张“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但他更清醒地看到：“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所以现在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此刻谈文艺大众化，“只是空谈”，“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10 ] ( P383—384) 。而瞿秋白出于政治家的革命目的，为了“在思想上意识上情绪上一般文化问题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即使并不直接把矛头指向鲁迅，但也直言地指出，“有人说：不能够把艺术降低了去凑合大众的程度，只有提高大众的程度，来高攀艺术。这在现在的中国情形之下，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论调。”所以，他要求普洛大众文艺，应“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块而提高艺术的水平线”[ 5 ] 。与此相适应，他进一步要求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文艺的翻译也要用大众能听得懂的白话来翻译。鲁迅和瞿秋白在翻译上的主张均与他们各自的文学主张紧密相连，二者在翻译观上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其文学观的不同，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家和政治家、文化启蒙和政治启蒙的差别。
鲁迅给瞿秋白的复信《论翻译》，不仅从读者的不同接受能力，也从翻译作品本身的不同类型相当全面地阐明了他的观点。对于“很受了教育”的读者而言，无论是翻译理论作品，还是文艺作品，鲁迅都主张直译。而对于“略能识字”的读者来说，鲁迅认为“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可见，鲁迅谈论翻译问题，主要着眼于提高，而不是普及，是精神界、文化界之战士，还不是暂时与文学和翻译无缘的大众。
鲁迅翻译观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注重功用，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重视翻译功用的中国近代翻译理论。这突出表现在，无论是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还是在翻译理论的倡导方面，鲁迅都是从“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出发的。鲁迅从事翻译和他早年弃医从文的目的是一致的。1921年，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为《域外小说集》新版本写的序中，就曾剖明他们翻译的目的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11 ] ( P3)所以，鲁迅在为他的译本写的序跋中总是念念不忘反复强调之所以要翻译这本书的目的。在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中，他说：“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11 ] ( P248) 最现成的例证就是他翻译俄苏文学和理论。本来鲁迅精通日文和德文，可他偏偏要放弃己之所长而用己之所短去转译俄苏文学和理论，以至于自己都“苦不能贯通，费时颇久，而仍只成一本诘屈枯涩的书”；自己明明知道译得“晦涩”，“难解之处也真多”，可还要苦口婆心地“希望读者肯耐心一观”[ 12 ] 。其用心之良苦就在于，他热望“俄国文学的启发”， 把俄苏文学看作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要在其中“寻切实的指示”，“正确的师范”，他甚至将其比之为“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 10 ] ( P505)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硬译”和“重译”。其一，从翻译原则看来，出于“借镜他国”的翻译动机，他势必要强调以“信”、准确为重的直译，但注重功用的翻译观又使他不顾自己外国语的所长和所短。其二，实际上，他的主张“硬译”和“重译”的根本出发点都是应一时之需，而不是从翻译艺术本身考虑问题。所以，他一再阐明自己始终“硬译”的原因，又一再声明：“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10 ] ( P380)可见，鲁迅的翻译观比他的文学观更为“急功近利”。总之，他和瞿秋白在翻译观上的一致性就表现在他们都注重翻译的功用性。但是，鲁迅始终没有否认文学与翻译艺术本身的独立性及其本体的目的和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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