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甚至作者提供的“守静”“存养”“自省”“定性”“治心”“慎独”“主敬”“谨言”“致诚”等等“九讲”，不论它们是儒学的、抑或是道学的、禅学的，其实也都是“迹”而已。这并不是说“迹”不重要、“讲”不重要、文本不重要。后人可以循着前人之“迹”找到路，沿着前人的足迹走下去。但毕竟“迹”还不是“履”、不是“行”，弄得不好，死守“原教旨”的经传注疏，甚至有可能“走火入魔”，今天的一些儒者就是如此。因此，《庄子·外物》说得不错：“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我猜想，作者之所以详述“九讲”，乃至不惜偏离理学、儒学，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关键的问题，在如何“履”、如何“行”。孟子[注: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主要代表之一。]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假如“行仁义”，仁义就成了现成地摆在那里的“路”、“迹”；而“由仁义行”，路才是自己走出来的、自得的、切己的。我们只须“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好好生活，“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注: 刘婴-汉孺子刘婴（5年－25年），西汉末代皇帝（6年—8年十一月在位），号孺子，乃楚孝王刘嚣曾孙、广戚侯刘显 子、汉宣帝玄孙也。]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便是真儒家、真工夫。由此可见，此“行”就在生活之中，就是真切的生活存在、本真的生活情感。这才是作者所说的“切近今人日常生活的修身之道”，而无须什么参禅打坐、内丹外丹之类的“工夫”。

    总之，儒家修身工夫唯其是在儒学之外，才是真工夫、真儒家。

    《儒家修身九讲》（第二版），方朝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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