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影响,同恶相成。]着社会生活的观念与态度。 


　　不能忽视的是，微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仅是一个传播媒体和娱乐工具，它巨大的潜能正在被挖掘出来。微博的“意见”渠道正在成为互联网公司“圈地运动[注: 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必争之地的时候，动辄数百、数千万的“粉丝”其实是由某些利益集团操控的。“微博的作用与商业价值是建立在一个微博运作成功的基础之上的，试想，如果你的微博粉丝‘寥寥’，关注者非常少，怎么可能达到效果呢。”一位叫做史光启的研究者撰文道。 


　　他举例，在Twitter上，戴尔公司的@DellOutlet这个专门以优惠价出清存货的微博，目前已经有了近150万名关注者；而通过这一渠道宣传促销而卖出的个人电脑、计算机配件和软件，已经让戴尔进账650万美元以上。 


　　值得警惕的是，在一个信息超负荷的时代里，人们对信息的随波逐流很容易使自己退回到信息封锁时代的偏见。文化判断是容易受到影响并且是可以模仿的——86年前，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先生借助他的短篇小说，写出了他有感于中国人求同心理太重容易形成文化盲从的基本判断，从而高呼：“向庸众宣战！” 


　　“在一个正见和八卦日益难分伯仲的世界里，许多头脑聚在一起上网的努力可能会提供最好的通向信息乌托邦[注: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之路。”美国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原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说。 


　　桑斯坦把对信息社会多年的研究成果集纳为一部著作《信息乌托邦》，在书中他提醒大家注意，全媒体时代须警惕“群体盲思”和“信息茧房”效应。在泛滥的信息中，团体决策往往不能“群策群力”、“各抒己见”，相反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随大流。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当某种声音成为主流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不再去深究其合理性，而是尽力让自己显得与多数人的价值观相一致，从而导致“群体盲思”。与此同时，在泛滥的信息中，人们很容易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只跟从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声音，于是作茧自缚。他对于人类积蓄信息和运用知识改善我们生活的潜能非常乐观，却也不无担忧，如果信息聚合和文化判断失当，人们很快就会失去理性，“人群很快就会变为暴徒”。 

　　“有人曾经以为我们会毁于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著名文化评论家尼尔·波兹曼说，“不！”在文化成为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中，“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这个“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就是“过度娱乐”、“泛娱乐化”，“新闻、文化、体育、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我们从而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3. 文化的一小步，通向自由的一大步 


　　文化批评关乎民族自在的想象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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