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学角度，他说“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康梁逆党’之学，不得用，读经乃全与现物分开。”

    2.“经”学与“史”学是何关系？

    原文说“（饶宗颐）认为‘经’实际上是从‘史’里里面提高出来的，是高于‘史’的”。

    傅斯年认为“史”比“经”要重要，这与饶宗颐的看法正[注: 法正（176—220），字孝直，右扶风郡郿（今陕西省眉县东北），东汉末年刘备部下重要的谋士。建安初，法正与同郡孟达入蜀投靠刘璋，久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好相反。他说“政府或书店还应编些嘉言集，故事集，模范人格的传记以作教训，以为启发。国文，公民，及历史的教材中，也应当充实以此等有用的材料。这些材料不必以中国为限，其中国的自不妨一部分取资于六经中之可懂的，有启发性的，不违时代的，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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