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条约的作用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催生了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注: 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物品或服务的一种经营性行为。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并由此产生了新的阶级和社会力量。随着中外条约对自然经济破坏的加剧，半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发展。在条约的刺激下，中国近代的国家机构、外交体制、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等等，均出现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变革，其中某些内容明显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性质。在思想文化方[注: 化方，1967年7月29日生于辽宁锦州，现居北京，专业从事歌词创作。现任北京快乐传媒文化中心艺术总监，是近年流行乐坛炙手可热的金牌词人，被冠以新派、新锐、新晋等名头。]面，更促使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尤其是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以及对新制度的向往，促使他们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民族主义思想也因此不断走向进步，走向成熟，产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国家主权观念。

    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深重灾难，又刺激着中国各阶级、阶层[注: 阶层是指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由于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例如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同一阶级里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jieceng]为建立新的制度而奋斗，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面貌也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反对不平等条约而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了以废约反帝为内涵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纲领，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的民族主义也由于主张废约反帝而达到了这一理论的最高境界。国共两党高举废约反帝的大旗，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目标。废约反帝的诉求集聚了全国的民族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促进中华民族具有近代意义的觉醒，推动着国共两党、各届政府以及广大民众，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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