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收藏与研读之趣，在当今收藏界并不多见。对此，原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不无忧虑。他认为，中国收藏历史悠久，过去只是小众活动，囿于文人、官僚之中。近年来，收藏从传统小众行为变作全民大众行为，又包含了投资升值的功能，难免滋生流弊。收藏品有“在途”与“在库”之分，原本到了收藏家手上，就应该属于“在库”。但现在90%的收藏品会重新回到市场。甚至有人戏称，每年春季拍卖买的东西，到秋季拍卖就可以卖出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究竟有多少收藏品能为文化研究所利用?收藏家是文物的典手者而非永远的占有者，在收藏这项文化活动中，其过程的趣味与享受应大于占有的欲望。

    一次偶然的机缘，方继孝从旧档案中发现了一部写满古文字形的手稿，当看到“怀宁陈仲甫编订，如皋魏建功题署”两行字时，他越发确定了这部手稿的价值。“仲甫是陈独秀的字，魏建功是他的学生，研究文字音韵，可见这部手稿是陈独秀去世前十几年间[注: 年间niánjiān 解释 【time】 指某个时期或年代里老年间清朝康熙年间 相关词条 年轮 年月 年光 年关-nianjian]重拾学术旧业的成果。”方继孝说，后来经过自己的点校整理，手稿编为《陈独秀先生遗稿》出版，使人们在陈独秀政治[注: 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身份之外，重新认识了他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学术身份。

    像方继孝这样的收藏者并不多。历来收藏者有“高者近儒，低者近丐”之说。近儒者，即以自身文化学养，借助收藏物品，探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多少兴亡事，说与子孙听;近丐者，徒求物值几何，在金钱的追逐之下，又有多少极具价值的文化遗存化作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