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其实是作诗的好题材。考试本身当然比较枯燥，没有什么诗意，但科举给命运带来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则使人心潮涌动，情绪满怀，不禁挥毫赋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注: 长安 长安，意为“长治久安”，现今西安城的旧称，是我国七大古都之首。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花”：这是登科者洋溢的喜悦。科举是出好诗的，可惜现代的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家很少从这个角度着眼。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最后一卷辑录了不少吟咏科举的唐诗，细读中能体会当时科举的具体情形，堪作诗史。“诗”作为“史”的好处是不仅能纪事，还能保存当事人生动鲜活的情感。古人的情感也应该看作是一种珍贵的史料，一种真切的史证。

科举确实有戏剧性甚至传奇性，充满奇迹，使人生骤然间根本改变，宛如童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语颇传其神。方干的诗写道：“半日功夫举世名。”“半日”与“举世”的对比使这种戏剧性非常强烈。薛逢诗曰：“正怜日暖云飘路，何处宴风满衣。”失意的徘徊迷茫与得志的精神抖擞就在瞬间切换。这些诗句渲染功名、饮宴之类的虚荣浮华当然不太好，但所折射出的人生变迁的强度却真实可感。这种变迁充满刺激，甚至可以说很激动人心，给社会生活注入了相当的活力。或许这正是科举制度[注: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长具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唐语林》记载唐宣宗[注: 唐宣宗李忱（810年－859年），汉族，唐朝第十八位皇帝（847年—859年在位，未算武周政权），初名李怡，初封光王。武宗死后，以皇太叔为宦官马元贽等所立。]“爱羡进士”，见朝臣就问是不是科举出身，听见说是就高兴，会追问当时考的什么诗，考官是谁，并“尝于禁中题‘乡贡进士李道龙’”。连皇帝都“爱羡进士”，自己想当进士，说明科举实在是人生的一种高峰体验。

科举不是简单的人生变迁，它还是一种社会流动。草根阶层能通过科举上升为政治精英，后来殿试常用的咨语“多士来自田间”并非虚言。岑参[注: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荆州人。岑羲之侄。少年孤贫，刻苦读书。天宝三年（744）进士，始任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年（749）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中掌书记。]有送人擢第后回乡拜亲的诗：“橘怀三个去，桂折一枝将”；“江村人事少，时作捕鱼郎。”这个擢第者大约就是个农家子。钱起也有送人及第还家的诗：“借问还家何处好，玉人含笑下机迎。”这说的也是耕织之家。刘驾《送人及第东归》中有句：“归程不淹留，指期到田园。香醪四邻熟，霜橘千株繁。肯忆长安夜，论诗风雪寒。”荒村与都城、务农与论诗、乡邻与宫殿可以相通达，科举制度带来的政治局面是惊人的。这种社会流动不仅使朝廷能在辽阔的视野下真正选出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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