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重寒门有时甚至有点矫枉过正，有“科第之选、宜与寒士”的理论，这使作为世家子弟的杜牧大为不平，他在《上宣州高大夫书》中严辞质问：“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这也说明科举在唐代是大有益于寒门仕进的。科举同时也促使[注: 促使 拼音： 解释： 1.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推动对方使之行动。-cushi]世家子弟埋头向学，因为考试的竞争激烈而又严酷。刘禹锡[注: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唐代中期诗人、文学家和哲学家。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的一首送考诗写道：“谁怜相门子，不语望秋山。生长绮纨内，辛勤笔砚间。”他的另一首诗也赞美备考的世家子弟：“童心便有爱书癖，手指今余把笔痕。”似乎可以不夸张地说，科举考试创造出了一个各阶层都不能自外的“学习型社会”。

还是刘禹锡一首送人“赴制举”的诗说得到位：“古来才杰士，所嗟遭时难。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科举制解决了古来才杰之士不得伸张的政治难题，使社会生活为之一新。唐代科考应该说是比较公平的，大家好像也都服气。岑参贺人考中的古诗写道：“君不见三峰直上五千仞，见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辞健笔皆若飞。”读来觉得这是由衷之言。即使落第者也并不埋怨社会，并不迁怒于朝廷，虽然内心难免惆怅、悲伤。温庭筠的七律诗句“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写的就是这种心态。崔涂的《喜友人及第》对自己的落第更显得达观，只是责备自己才学不够，丝毫不怨天尤人：“只应才自薄，岂是命难通。”总的来看科考失败者的心理是平衡的，没有魏晋南北朝[注: 朝公元420年，东晋大将刘裕废掉东晋皇帝自立，国号宋。此后160 多年间，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历史上总称为南朝。]时期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常有的被压抑的悲愤。此时的国家即使万方多难也仍然元气充沛。“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这是白居易[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晚年曾官太子少傅。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的《早送举人入试》，让我们看到其时的政治与人生都是生机勃勃的。

李书磊：学者，任教于中央党校。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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