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划清界限。多数人是在系或院的小会上做检讨，对于小会上“洗澡”没过关的重点人物[注: 何永安[香港富商]-何永安，男，香港富商，前亚姐曹央云丈夫。拥有多间上市公司的富商何永安，高峰期身家曾达3亿美元，后来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致身家缩水。]，则要在全校大会上再做检讨。小会限教师范围，每班级只有一两名学生旁听；至于大会则全校师生任人均可参加。我因为是当时经济系一年级的“总干事”（即后来的班长），因此有机会作为学生代表，旁听了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的检讨会。陈教授向来一副英国绅士派头，做起检讨也像平时上课一样，慢条斯里，文质彬彬。他在检讨中有很大篇幅批判自己以前“迷信”凯恩斯经济理论，中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他讲得详细，“批判”深刻，使我从中了解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前世今生，比枯燥的上课还更有收获。鉴于陈岱孙态度诚恳，重点突出，那天一次检讨就过关了。我也因尝到这次甜头，随后只要出海报说有教授检讨大会，我都一一去听。这并非我政治[注: 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上多么积极，而是因为教授们的检讨，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为人处世上，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好几位的检讨，观点新颖，逻辑严谨，文字优美，简直就是一篇好文章。连续几周，我把听教授“洗澡”当作去上课一样，又听又记，煞是认真。有趣的是，往往讲的人在台上检讨自己，痛骂过去，而我这个听的人，觉得那些真不简单，反而对他更佩服更仰慕了。

 

    听了多次教授们的大会检讨，我不由地也萌发了一些感慨。一种是佩服，例如费孝通。他的口才极好，又善于煽情，在检讨中他逐条罗列[注: 罗列（１９０７－－１９７６），号冷梅。福建长汀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赴美国学习。曾任国民党政府第一军、第十七军团、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第一军军长。]自己“罪状”，主动上纲上线，把自己痛骂一顿，而且声泪俱下，得到广泛“同情”，很快就通过了。对这种有学问、能应变、会检讨的一些教授，我是由衷地佩服。还有一种是惋惜，例如潘光旦。那天他拄着拐杖，一条腿站立着做检讨，我真有点于心不忍，就写了一张小条传上去，建议主持会议的人让潘光旦坐下讲。但他谢绝了，仍然站了个把钟头坚持讲完。潘光旦好像不如费孝通会应变，他没有全盘否定自己，只检讨了他认识到的错误，比如承认有过唯心论和单纯教育救国思想，认为知识分子也爱国，自己是爱国的。在当时那种宁左勿右的氛围下，你不痛骂自己，反而申辩，这怎能过关！于是发言的人，不是说他避重就轻，就是批他还怀念过去，不肯跟旧思想决裂。清华当年是以工会名义来组织这场思想改造运动，那天主持会议的正是当时清华工会主席陈岱孙。他根据众人发言的意见，宣布潘光旦这次检讨态度不够端正，检查不够深刻，要求继续深挖，下次再做检讨。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