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本人，就是“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也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自学成才论》下篇，叙列王艮[注: 王艮（gèn）（1483～1541），明朝哲学家，初名银，王守仁替他改名为艮，字汝止，号心斋，生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汪绂、汪中等孤贫志坚的学术大家，开篇即云：“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值其尚未得志之时，身处逆境，不为之动，且能顺应而忍受之。志不挫则气不馁，志与气足以御困而致亨，此大人[注: 大人是旧时称地位高的官长。-daren]之事也。盖天之于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将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奋以兴，或忧伤以死，则视所禀之坚脆，能受此屈抑挫折与否耳。”所陈义固是先生一生为学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之总结，深切著明，气势磅礴，字有万钧。“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屈抑和挫折预示着“将有所成”。试想，这些论断，是何等气魄，何等气象！真非经过者不知也。

张舜徽先生为学的这种大气象和真精神，垂范示典，最能沾溉后学。所谓学问之大，无非公心公器也。学者有公心，方能蓄大德；视学术为公器，才能生出大智慧。我与先生南北揆隔，未获就学于门墙之内。然我生何幸，当先生晚年董理平生著述之际，得与书信往还，受教请益，非复一端。八十年代末，《中国文化》杂志筹办之始，即经由先生弟子傅道彬先生联系，函请担任学术顾问一职，蒙俯允并惠赐大稿《中华人民通史[注: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干嘉三个时期。]》序，刊于《中国文化》创刊之第一期。九十年代初，拙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启动，尝以初选诸家之列目呈请教正，先生很快作复，其中一节写道：

细览来示所拟六十余人名单，搜罗已广，极见精思。鄙意近世对中国文化贡献较大者，尚有二人不可遗。一为张元济[注: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一为罗振玉[注: 罗振玉（1866～1940）， 中国近代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甲骨四堂（即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之一。]。张之学行俱高，早为儒林所推重，实清末民初，大开风气之重要人物[注: 何永安[香港富商]-何永安，男，香港富商，前亚姐曹央云丈夫。拥有多间上市公司的富商何永安，高峰期身家曾达3亿美元，后来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致身家缩水。]，解放前一直为中央研究院[注: 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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