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两篇文章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以及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阐明了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以及结合的途径等重要理论问题，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坚[注: 简介 词目：中坚拼音：zhōngjiān英文：【hard core;backbone】 释义：古时指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现指集体中最有力的并起较大作用的成分 其他相关领域文化 科技 人文 烹饪 钓鱼]持这一正确原则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被公认为汉语语法学的经典性文献。他还第一次提出“句法语义范畴”的重要概念，并初步建立了句法语义范畴的理论体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相关理论体系的构建被认为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发展。他还第一次提出“完句成分”的概念，开启了汉语语法研究中一个新的重要领域，对这方面的研究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先生在汉语语法的具体研究中也多有建树。20世纪80年代，他创造性地把传统的结构分析方法和新兴[注: 新兴县-新兴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地处东经111°57′37″至112°31′32″，北纬22°22′46″至22°50′36″。]的社会调查方法结合起来，对北京话语气助词和叹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正确地总结了语气助词的多种连读变音规律，而且分析了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连读变音的影响，使汉语语气助词和叹词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汉语词类问题是语法研究的老大难问题，20世纪90年代，先生以古稀之年，身体力行带领一批学者进行攻关性研究，其成果收入他主编的《词类问题考察》一书。这部论文集被认为是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总结与突破，是迄今最全面、最深入阐述汉语词类问题的论著之一，因而一出版便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二）社会语言学
先生是国内最早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几乎与国外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同时，他就写出了已明显带有社会语言学倾向的论文《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1967），揭示了各种社会因素在语言演变中的作用。《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1983）一文在国内首次全面引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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