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到陈独秀[注: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的“文学革命论”，再到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的国民性批判时至于深刻。他们认为中国文学比起世界文学是弱文学。于是，中国开始向西方文学取经。如果说“五四”时期主要是在精神上向西方学习的话，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则是从形式上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实验。

 

    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随着国力[注: 国力 拼音： 解释： 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具备的实力：增强～丨～强大。-guoli]的强盛和民族文化的苏醒，“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在国人心中发生了变化。世界再也不是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而是一个不同民族共同构成的世界。寻根文学、家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学的进一步探寻，逐渐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特别是这十几年来，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也开始向外输出，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开始关注、了解或认可中国文化，文化的自信力有所提升。一些作家开始书写中国的传统形象，开始重新去认识传统文化。

 

    同时，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也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强烈，主要原因是，人们期待着同样品位的文学作品来匹配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家、民族形象。这些批评都在呼唤伟大作家的出现，呼唤伟大的文学时代。

 

    古往今来，伟大作家的标准仁智互见，但广博的文化修养和超越时代、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人类性精神是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高度上，伟大的作家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间的冲突，在人类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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