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立宪—自治运动吸引了日渐增多的民众参与，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对于清王朝[注: 参见条目：　清朝 　 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满族统治者建立。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而言，立宪—自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可能使清王朝摆脱统治危机，也可能使其统治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清政府所希望的当然是前者。对于立宪派来说，他们鼓动立宪—自治，最大的愿望当然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国家政治资源，自己能从中分一杯羹。对于革命派来说，他们对于日益运动起来的立宪—自治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譬如从活跃于武汉的革命党人的情形来看，他们更乐意把地方自治变成开展社会政治活动的平台。

    在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前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对于屡屡受挫的革命运动进行了反思，开始认识到“联合会党及新军有流弊，不如从地方绅士、学生、豪商、巨贾下手，期以十年五年之孕育，全国同时以罢市、罢税、罢课为革命武器，不血刃而清廷窒矣”(谢石钦:《樗公随笔》，《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这一认识的转变，与武汉自治运动的兴起有重要关系。从1909年春开始，各种自治性的社团在富商大贾云集的武汉接踵而起。在汉口，商会中人率先发起成立了汉口演说自治戒烟会，在该会的倡导与带动下，泰安保安[注: 保安行业的传统业务范围主要有门卫、守护、巡逻、营业性文体活动的安全服务、武装押运、道路交通协管、特殊性安全服务、保安器材营销、保安咨询、承接安防工程和建立安防系统、社会性保安服务等。]会、清真自治公益会、小董家巷筹办地方自治会、商团永济消防会、四官殿商防保安会、商界体育会等数以十计的自治性社团陆续成立。一时间，汉口成为了武汉立宪—自治运动的中心。而与此同时，詹大悲、何海鸣、马刚侯、周松樵、刘少舫等一批革命党人，纷纷投身到立宪—自治运动中来。

    詹大悲与何海鸣均为武汉前后相继的三个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的成员，他们先后在汉口主笔、编辑《汉口商务报》、《大江白话报》、《大江报》，积极鼓吹革命。在利用报刊散播革命舆论的同时，他们积极参与并坚决支持汉口各自治性社团的活动，商界体育会、汉口各团联合会、卫生公益会都曾得到詹大悲的赞助。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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