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系统考察敦煌词内容入手，深入探讨敦煌词的基本特点与创作规律。文章认为，敦煌词是当时流行的“歌辞”，不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状态，而且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途径。其恋情词通过心态情绪的展示，反映生活，表现性格，形成姿态各异的群体形象，甚至将个人情感与社会事件结合，内涵深厚。咏史词气势大，意境雄，风格豪放，开以词写史咏史和反映重大社会现实之先河。写景、记游、隐逸、咏物也都意境清新。文章认为，敦煌歌词是由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人物共同参与创作的艺术整体，这些歌词贴近现实和生活，唱出了作者的心声，表达了真实的感情，内容丰富，题材宽广，风格多样，语言通俗生动、易记易懂、朗朗上口，体现着很强的配乐性和抒情性，体现着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

    公元1900年，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第288号藏经洞被打开，一批沈埋千年之久的华夏文化珍品——隋唐时期的歌词重见天日，为词史研究、为华夏文化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这些词因发现于敦煌而通常被称之为“敦煌词”、“敦煌曲”、“敦煌曲子词”、“敦煌歌辞”（“词”与“辞”通）等等，称谓虽有小别，但全都不约而同地昭示了这些作品的本质乃是当时流行的“歌辞”，即如现代人抄录保存的流行歌曲曲辞一样。由于当时歌曲曲谱相对固定（犹如京剧中的“二八”、“流水”之类）而无需辞谱并录。毫无疑问，这些词与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并生关系。因此，研究这些歌词，研究中国古代词的发展演变，就不能不考虑音乐的因素。一个世纪以来，敦煌词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展为敦煌学中的劲旅。然而，文学方面的研究则往往仅限于文本自身，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都有不尽人意处。本文拟从敦煌词的内容考察入手，研究其与音乐的互动关系，探讨其规律性的特点，以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敦煌词经过近人的整理，这些作品主要收存在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61首，非164首）、饶宗颐《敦煌词》（318首）、任二北《敦煌曲校录》（545首）与《敦煌歌辞集》（1200余首）、张璋与黄畲合编《全唐五代词｝｝等著作中。诸书因取录标准不一，故数量悬殊。这里我们主要以《敦煌曲子词集》和《敦煌曲校录》作为考察主体，并适当参酌其它本子。

应当指出，敦煌词的创作年代与作者绝大部分都难以确考，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杂考与臆说》曾认为最早的作品当数咏五台山的《苏莫遮》一首，大约作于武则天末年；但那些无法考明年代的作品中，也不能排除有的就产生于隋代、唐初的可能性，有人甚至认为其中有六朝遗曲。至于作者，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首确考为出自温庭筠、欧阳炯等人之手外，余者皆为民间无名氏所作。所以本文将敦煌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征引作品避开具体作者和具体年代。

一、自由歌唱：敦煌词内容丰富与风格多样的基础

    任何一种文体的出现、形成和流行，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必然需要多方面因素的促成，词亦如是。燕乐孕育和孵化了词体[1][1]，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词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词体的发育成熟还有待于众多歌辞创作家的长期共同努力。隋唐时期，燕乐分别在民间与宫廷同时广泛地流行，这种双轨并向发展的势头反映在歌词创作上，则出现了两种发展态势：一方面，伴随着燕乐在民间的广泛流行，产生了大量通俗质朴里巷歌谣”式的民间词，并一直顺着口语化、通俗化的路子走：另一方面，燕乐传入宫廷，文人染指填词，于是歌词在保持民间词传统风格的同时，又向着文采、雅化的方向不断演进。两条不同的创作道路，构成了词史上两条鲜明的发展线索而贯穿始终，或雅俗辉映，或两相交融，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呈现着不同的景观和风采。

       敦煌词是词的发展史上词早期阶段的产品，这个时期，人们尚未形成固定的词学观念，约束限制很少，创作比较自由，尤其在民间，很多歌者就是作者，题材的选择无所顾忌，加上受诗歌及其它艺术形式的影响，当时的表现对像十分开阔，内容相当丰富，或反映社会，或表现人生，或歌咏自然，大到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哲学、艺术，小至人情事理、衣食住行、花鸟草木，无不涉及。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云：家「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将其内容分为疾苦、怨思、别离、旅客、感慨、隐逸、爱情、伎情、闲情、志愿、豪侠、勇武、颂扬、医、道、佛、人生、劝学、劝孝、杂咀等二十类，认为“宏开境域，凡百涵容，无所不至”，且云：“综观五百余辞内，国计民生所系，人情物理所渲，范围己不为不广：儒释道三教皆唱也；文臣、武将、边使、番酋、使客、医师、工匠、商贾、乐人、使女、征夫、怨女…··无不有辞也。”可知当时参与歌唱和写作的人群之广泛及歌词内容之广泛。毫无疑问，只要读过敦煌词，都会领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风格的多样性。但是，却很少有人细究个中奥妙。笔者以为，其间原因虽有多种，但最直接、最重要的则是“音乐”，是人们自由的歌唱。当时新兴的“燕乐”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欢迎，被广泛地用于传宴、娱乐和感情交流，它成为启动人们心扉、激发创作热情的因子，成为“歌辞”百花齐放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