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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新证:范仲淹暗批滕子京假改革假繁荣

时间:2011-9-19 12:18:29  来源:不详
突起,一枝独秀。果然如此,必是表面文章!范仲淹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了同样的表面文章明褒暗贬。一个心忧天下的人是不会与同僚同病相怜、互吹互捧的。何况之前已经有人诬告他与韩琦暗结朋党。
  接下来还是一个倒装句——“乃重修岳阳楼”。从字面看滕子京是将所有行业都振兴了,最后才来重修岳阳楼,先经济后文化,先民心工程后形象工程。实际情况是,前面只开工做了两件事,修筑偃虹堤与兴办学堂(此事函请尹师鲁写了《岳州学记》)。倘若还有别的事迹,滕子京断不会隐瞒,必定四处求记。而偃虹堤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洪水冲击岳阳楼,属重修岳阳楼的配套工程。所以,是重修岳阳楼在先,百业俱兴的错觉在后。
  三、范仲淹从滕子京身上反思到比改革更重要的是思想启蒙
  滕子京的确是个精明的政治家,很懂得抓大放小,一到巴陵就紧紧围绕岳阳楼这个窗口和桥头堡集中制造繁荣景象。滕子京还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懂得朦胧产生美,距离产生美,又是请名家作画粉饰,又是请能言善辩者登门送信。
  且看滕子京写的求记信:“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言下之意是楼观重于山水,记文重于楼观,才卿大腕重于记文。范仲淹大概就是被这几句话触怒,反向认为骚人不如骚文,骚文不如骚楼,骚楼不如骚山水。山水之善变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美景,人之悲喜无常就太器物太浅薄了。若将“登斯楼也”改为“修斯楼也”,就成了滕子京的官场现形画像。趣味一旦低下,文人、官吏与妓女、嫖客就没有了差别。所以文章间或用了“巫峡”、“淫雨”等声色字眼。范仲淹开始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同时,讲究表达方式了。这才是真正的政治、艺术和社交全才。
  范仲淹之委婉隐曲,还在于不想与滕子京个人争斗,他举一反三意识到了朝野上下还有一大批迁客骚人式的官员,他们不是完全的保守派,也不是完全的改革派,属于附庸风雅的假改革派、投机钻营派,借改革之名,行哗众取宠之实;借发展之名,行劳民伤财之实。庆历新政要求重点关注底层农民的利益,如“十事疏”中就有三件农事,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他们却不理会,不作为,专挑一些阻力小、见效快的光鲜事去做,试图创建新的改革实验区,引起朝廷注意。实际上,范仲淹对这种假大空的做派早有见识,所以他在“十事疏”中首先就提出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抑侥幸,裁冗官。滕子京之流不是贪官,也是冗官。
  但保守派、假改派的实力还是太强大,超出了范仲淹的想象,也超出了皇帝的想象,以至于庆历新政宿命难逃,昙花一现。不过,这一次历史没有简单重复,华夏有幸,岳阳楼有幸,我们的改革主将范仲淹失位不失志,并深刻反思到新政夭折的主因是真正坚定的改革派太少,中间派、假改革派太多。他便决定抓住写记文的机会,改用文学方式作广泛的良知呼唤和思想启蒙,争取更多潜在的仁人志士自觉支持改革,投身改革,进而缩小左右两派的力量悬殊。范仲淹的启蒙口号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间证明,范仲淹这次转身明智而又华丽,后人大都忘了他的庆历新政,记着他的《岳阳楼记》。
  四、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比孟子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更精深
  与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不同,范仲淹另在山水之外设置了君与民。比山水更高的是君王,比君王更高的是民众。为何可以这样理解呢?因为作者“忧其君”的本质仍是忧君不为民做主,落脚点还是在民。君王的生活起居自然是用不着别人担心的。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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