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阮籍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其在借诗言志之时不得不把真实的思想情感隐藏在一个又一个意象背后，故而其诗“归趣难求”。南朝宋颜延之以为，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晦。百代以下，难以情测”，不仅道出了阮籍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而且道出了阮籍的创作心态。此后不少诗家都接受了这种观点。清代学者沈德潜[注: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著名诗人、诗歌批评家。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初学诗于吴江、叶燮。中年以前授徒为生，并以诗名。]的观点很有代表性：“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其中，令读者莫求归趣。”《咏怀诗》之所以“归趣难求”，不是阮籍好为晦涩之语，而是时势使然。魏晋之际的社会政治局势，使对政治一直抱有极大热情的阮籍，不得不对政治存有很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来掩饰内心的热情。正像《咏怀诗》第三十三首所写的那样：“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辞赋最值得注意者是《清思赋》，此赋重点不在体物写志，而在于借辞赋这种形式来阐发玄理，把声、色、美、善等魏晋玄学经常涉及的范畴作为辞赋的立论主旨，从立意构思到遣词造句，都充满玄理色彩，开以辞赋言玄理之先河，表现出魏晋玄风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阮籍散文如《通易论》、《通老论》和《达庄论》等，以论说为主调，以辨析玄理为特色，对魏晋玄学的盛行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乐论》着眼于一个“和”字，从礼乐的关系角度，阐明了“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的道理，对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说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大人先生传》是阮籍留给后人的一篇奇文，文章以一位服膺老庄思想的老者为描写对象，通过老者与君子、隐士、薪者的不同对话，表现了老者的非凡气韵，高尚品格，豁达情怀，反映出作者的人生观念和社会理想。
嵇康的文学创作是魏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嵇康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观念的鲜明表现，流露出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激烈政治斗争夹缝中的痛苦和无奈。在四言诗歌创作上，嵇康远承《诗经》，近学建安，继承创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晋之际四言诗歌创作的高峰。其五言诗自具面目，《述志诗》、《游仙诗》和《答二郭三首》清雅峻切，托喻高远，既富思辨，又具玄理，代表了嵇康五言诗创作的成就。钟嵘说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其高流矣”，可谓深得诗中三昧之评。嵇康散文长于说理和辩难，刘师培[注: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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