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历史上，某种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是，今天二者的关系似乎愈发疏远。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发生了变化吗？

陈平原：你这么说，未免太抬举中文系了。虽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

中文系师生会写文章，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报：以北大为例呢？

陈平原：具体到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师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注: 清官名别称。即都转盐运使。都转盐运使司，中国清朝地方机构之一，主要处理各地盐务事宜。]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老师或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

母语教育 “大学语文”有必要成为“必修课”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比如北大就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修班”；出现了“汉语热”，比如不少外国人热衷学习汉语；还出现了“汉学热”，比如海外汉学家受到热捧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何会出现“中文冷”（主要是指报考和就业）？

陈平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点缠绕。“国学热”、“汉语热”、“汉学热”以及“研修班”不在一个层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学术风气，有的则是经营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上面已经说了，“中文”并不冷，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们的“母语教育”是重视过度还是不够重视？

陈平原：这个问题问得好。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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