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始终立足于“回归本土化和本体性”这一原则，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具体语境中，对古代文体形态、文体史料、文体观念与理论等问题进行深入论析，展示了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对古代文体学理论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提出要继承经典研究模式，然后“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尽可能既消解现代学人对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的隔膜，又运用现有的学术条件与学术眼光，建立有现代意义与学术高度的中国文体学。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同文体体系的差异。中国文学其实是“文章”体系，它是基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注: 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 定义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与实用性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迥异于西方式的“纯文学”体系。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文学样式及其发展的特色，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研究范围、方式之特点。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以来，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不断输入，在中国文学史[注: 文学史，是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科学，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属文艺学的范畴。-wenxueshi]研究中所谓“纯文学”观逐步占据主流地位，文学史家所理解的“文学”逐渐向欧美近代所谓“纯文学”靠近，文学体裁主要限定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之中，离本土传统的“文章”实际愈来愈远，由此也影响了对中国文学史的理解与阐释。这种西化的影响有其正面和积极意义：大量被传统文学观藐视和排斥的文体如小说、戏曲作品进入文学史，这是重要的发现和拓展。但是又可能出现削足适履之弊：一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曾受到重视、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文学作家和作品则被搁置甚至排斥。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回到中国“文章学”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以西方文学分类法来套用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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