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内乡衙内征联活动中，若真有这么一位读破万卷书的人士，凭记忆就能说出这么一句符合要求的“原话”；或者真有这么一位人士，花上多年时间，在千万卷古籍中竟查找到了这么一句“原话”，这两种人及其成果又该得到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以为，前者应该称得上知识丰厚的饱学之士，后者应该算得是艰苦卓绝的资料工作者。两者都值得褒奖，但恐怕都不属于“智慧”的范畴吧。

    一般地说，“智慧”之不同于单纯“知识”的最大特点在于“智慧”具有原创性。“知识”要求“广”，“智慧”要求“新”。但两者又非绝对对立：“智慧”必须有“知识”作基础，反之，只死读书，而无己见、无创意，那就容易成为学究，也不算是“智慧”。“智慧”包摄“知识”而又超越“知识”，“智慧”是在“知识”基础上的创新。孔子自称[注: 自称 音zìchēng 意【call oneself】∶自道姓名 【profess;claim to be】∶自吹;表白 他自称能预见未来 古代的自称有很多，有以代词称的，如余、予、吾、我等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显然就是不重创作了。当然，孔子的思想学说本身倒并非无创造性，不过，无论如何，他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确成了中华思想文化[注: 西方思想文化15世纪至17世纪，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的转型时期，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经历了重大变革，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老传统，内乡衙内征联要求必须出自古籍古人的“原话”，便是这种老传统最生动的说明，因为那么一句“原话”即使找到了，也不过是对旧有东西的重述，而非对尚未有的东西的智慧性创作。

    我有一位学生，留学美国多年，现在已是卓有成就的哲学家。十多年前我去美国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他见到我，首先就谈到他在美国多年所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为学的最终目标是要有创新，有己见，有创作，而不能停滞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味在故纸堆里翻来覆去。我觉得，他的感受值得我国当今思想界、学术界人士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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