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研领域，一个科研工作者一辈子能做出一两个突出成果已很不容易，但在量化式考核逼迫之下，他们就不得不去干一些“小儿科”的事，跟踪别人的研究成果，在边缘领域搞些小创新。若问中国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至少可以算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赶任期”现象在科学研究领域有愈演愈烈之势。古语云:“欲速则不达。”在科研领域盲目追求快出成果，只会是有数量无质量，多跟踪模仿而少有原创性重大成[注: 大成（1989年4月26日—）男，歌手。韩国5人男子组合BIGBANG成员之一。另外也有同名韩国演员姜大成（1980年08月22日—2010年10月29日）。]果。这是在浪费科研工作者的智慧，也是在浪费科学研究资源，拖“科技兴国”的后腿。

    自主创新，制度重于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制度好比土壤，什么土壤长什么苗、结什么果。如果仅仅是少数科研工作者耐不住寂寞，以“小儿科”成果为能事，则属于学术道德或科研功利观问题。如果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热衷“小儿科”成果，就绝对是科研管理制度出了问题，此时，改进制度就显得十分紧迫。比如实行论文代表作制度，实现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还比如把学术资源分配权交给专家学者等等。

    制度设计不是难事，关键是去做。“赶任期”说到底就是对官帽子负责，有什么样的追求就会设计什么样的制度。而走出这个误区，首先就要端正政绩观，自觉奉行“功成不必在我任期”，乐于干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这也需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和任用调配制度，真正使那些把国家和人民利益置于个人荣辱升迁之上的“老实人”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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