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当年郭应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之邀北上协助行政，并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授“中国近代史”。1930年离开清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在中大郭廷以开设了近代史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图书馆查阅资料。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利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南京等地资料，“近代中国史长编”得以不断充实内容，覆盖时段上自16世纪，下迄至民国20年代。他选出其中相对成熟的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中大学生王聿均言，“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郭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
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写作已基本完成，但郭廷以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即台湾近史所时期才正式出版。当时《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已初具规模，郭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内容增补均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郭廷以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该书出版经历了波折，张朋园后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无论如何，多种史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告慰。
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30年，郭廷以还出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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