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为标题的著作。长（商务印书馆1940、1941年）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非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各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其性质不完全同于“史事日志”，但方法或内容均多近似。郭本人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1931年罗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此文作为“引论”收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史料取舍也严格按照罗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
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撰写《近代中国史》时，除了排比史料，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各主题附以简要解说，以使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解释历史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注: 北平是北京在历史特殊时期曾经使用的城市名称。北京最早于1368年9月12日称北平，后于1427年作为明朝的都城改名为北京。]学术界充斥“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而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此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偏向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郭、蒋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无论重实证的研究路数，或历史理解的宏观方面，皆多所共鸣。按郭的理解，“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两者间并无截然分界。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在于他特强调历史连续性。郭常以李白诗句“前水非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郭还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认为历史不可分，不仅时间有连续性，空间亦有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此种现象“以近代为尤著”。
对编写史志的工作本身，郭廷以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视史志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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