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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已经成为当下电视文化生态中的一大顽疾,追求娱乐至上、忽视思想内涵、排斥审美追求、拒绝承载社会责任的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情感类节目被商业化操作,学术类、科教类节目向“娱乐”转型,访谈节目在煽情之余热衷于挖掘隐私,娱乐节目则大量同质化,在喧嚣嘈杂中你方唱罢我登场……
“娱乐至死”——上世纪80年代,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这句充满忧虑意识的名言,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来概括和写照当下中国的一些电视节目。
诚然,追求快乐、享受愉悦是人的天性,尤其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电视传媒为娱乐提供了空前丰富的手段和内容,为释放生存压力、改善社会关系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当电视的娱乐功能被一味放大,新闻宣传、舆论引导、教育、审美等功能步步萎缩,电视荧屏所呈现的必然会是一幅日渐干涸的精神荒漠景观。
某些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原因,首先应当归咎于有关方面对商业利益不遗余力的追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一些电视制播者逐渐由艺术从业者向商人的角色转换,令他们殚精竭虑的不再是高品质节目的制作和引进,而是如何通过设法满足猎奇、窥探等低层次欲望,来吸引眼球、抢占市场份额、提高广告收益,谋求丰厚的经济利润。
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决不能以牺牲其文化担当为代价。电视节目绝不能等同于普通商品,它还具有强烈的精神属性,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应始终以社会效益的实现为前提。尤其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电视媒体有责任从文化担当的高度,用高格调的文化产品去陶冶和净化观众的心灵,提醒人们保持理性、清醒的头脑,去应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困惑,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注: 鼓舞是苗族的一种民间舞蹈。苗族“鼓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有关苗族击鼓歌舞的文字记载，较早的可见于唐代。鼓舞的表演形式，]人。
收视率固然是衡量电视节目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电视节目若没有一定数量的受众,何谈优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收视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广告资金投放的多少。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一些电视媒体放松节目管理,放弃社会责任,利用“娱乐化”、“低俗化”提高收视率,这无疑是错误的。追求真善美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主题,高品位的文化产品永远是人们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地,“曲高”未必“和寡”,社会效益绝非经济效益的天敌。
美国电视的历史频道,其所获得的利润超过了很多综合频道,成为既保证文化高品位、又实现商业运作的成功范例;诸如《泰坦尼克号》、《阿凡达》等好莱坞商业大片,其收获的惊人票房和影片所蕴含的深刻人文精神也不无关系。
因此,如何寓教育、认知、审美于娱乐之中,制作更多观众喜闻乐见的高端文化产品,是电视媒体和电视人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相反,以“快餐文化”、“过度娱乐”来获取短期经济利益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它毁掉的不仅是媒体自身的品牌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文化产品如果一味迎合某些群体的低级趣味,文化生态就会逐渐变得恶劣;而积极鼓励和扶持那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电视节目,并以此去有意识地引导广大电视观众,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养则将逐步得到提高。尤其面对我国民众文化水平总体较低的现状,完全根据观众的数量来评判节目之优劣,显然是片面的、不妥当的。
近年来,“以收视率论[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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