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小说《白鹿原》问世。读《白鹿原》，就仿佛亲身来到了关中[注: 关中，1940年6月9日出生于天津，辽宁省凤城县人，满族。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硕士，美国麻省佛莱彻尔国际关系研究院文学硕士、外交与法律硕士、哲学博士。]农村，芬芳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白嘉轩，朱先生，田小娥，黑娃，鹿三，一个个人物形象呼之欲出。

在《白鹿原》之前，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能让我一气读完的是柳青的《创业史》。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那篇《梁生宝买稻种》(节选自《创业史》第一部第五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渭河下游坐了几百里[注: 百里姓源自姬姓，以祖名为氏。百里姓在大陆和台湾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百里氏源出姬姓，春秋时代，有一位辅助秦国君主秦穆公，使秦穆公成为春秋一霸的人物，叫百里奚。]火车，来到这里买稻种的梁生宝，现在碰到一个小小的难题。蛤蟆滩的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住一宿都要几角钱——有的要五角，有的要四角，睡大炕也要两角。他舍不得花这两角钱……”。

在柳青之后，写农民的作家，我喜欢的是浩然。记得小时候，中午放学回家，端着饭碗听小说连续广播《艳阳天》。那个年月看不到古典小说，《艳阳天》有点儿“话本味道”，特别吸引人。书中塑造的萧长春、焦淑红等农民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留在我的记忆里的，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杏花开了，桃花开了，柳毛子到处飞。荒甸子上的各种小草，争先恐后地从黑土里钻出脑袋，抖擞着嫩绿的叶子……”。浩然用这样口语化的语言描述芳草地的景色。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朱铁汉找高大泉、吕瑞芬说：“他那鞋底上有轱辘，谁知道这工夫又转到哪儿去张罗啦。”这样的语言，真是“话到人到”。读不到几行，就仿佛一大批冀东乡下人带着那浓郁的泥土芳香跑到你家里来了。

《金光大道》写作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注: 七十年代”是指一个世纪的第7个十年。现在特指20世纪70年代。在七十年代，世界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格局，多极化正式形成。]，《艳阳天》写作于六十年代初，《创业史》写作于五十年代末。今天重读这些作品，能感受到特定时代所造成的历史局限性。可我认为，它们仍是各个时期出色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

从《创业史》、《艳阳天》到《白鹿原》，这几部大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故事：作者长期生活在基层，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创业史》的作者柳青，在陕西皇甫乡镐河畔神禾原，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艳阳天》的作者浩然，多年生活在农村，和农民一道拉犁耕种。《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在社会最底层生活了二十年。正如浩然自己所说：“强烈的生活气息，并不是凭空而来，也不靠专门搜集……。”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

还是那句老话，永远扎根生活的土壤，才有可能创作出传世佳作。 （杨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