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台湾大学中文系协办的“机遇与挑战：思想史视野中的出土文献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指出，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在上个世纪看到的出土资料，主要是甲骨、金文[注: 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由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以及西域沙海中的汉晋木简等，而对于直接书写在竹简、帛书之上，记载古代思想、学说、文化的文献，则是完全没有见到的。至于这些新发现的竹简数量之多，其记载、反映的内容之丰富，恐怕是王国维没有想到的。“王国维先生没有想到的，今天却成为了事实。故今日才可谓“发见（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