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是太平洋关系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曾连续四次作为中国代表出席该会每两年一次的年会。编印《中国文化论集》的想法形成于1929年的京都会议，这次会议 “会期共十一天，却有三天用来讨论文化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时间安排。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科学研究基础的资料极少，涉及中国文化时尤其如此。中国代表团的同事深感欲使1931年的讨论会更有效，必须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工作。结果大家决定编一本《中国文化论集》，而这一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偶然地落到了我的肩上。”（《编者前言》）陈衡哲不仅承担了全书的编辑工作，还撰写了《结论》一章，指出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尽快实现现代化，同时也充满乐观地预言：“中国不仅能够‘取’，同时也能够‘予’。历史证明，在工业和艺术方面，欧美国家早已从中国的发明之中获益，时间将会证明，中国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出更重要的贡献。”这是民国学人的期望，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期望。
1931年会议的东道主是中国，这应当是陈衡哲组织编写《中国文化论集》的又一大动力，她希望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加深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当时不要说是一般西方民众，就是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了解都十分有限。这当然是由于教育的缺失。以美国为例，虽然早在1877年耶鲁大学就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标志汉语和中国研究正式进入了美国大学体系，但此后的发展十分缓慢。耶鲁第三任汉学教授赖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大学给予中国研究的关注很少，在给予某种程度关注的大约三十所大学中，中国仅仅是在一个学期关于东亚的概论性课程中被涉及，只有在三所大学中有能够称得上对于中国语言、体制、历史进行研究的课程。美国的汉学家是如此缺乏，以至于这三所大学中的两所必须到欧洲去寻找教授。”（《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美国学术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29年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1919年建立的全国性学术促进机构）专门成立了“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希望以此来改变美国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大大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局面。为了配合1931年的中国会议，“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专门指派人员，对委员会成立两年来美国大学在有关中国研究的课程设置、图书资料、学术梯队等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调研，其调研报告于5月份出炉，题为《美国之中国研究的新进展》（Pro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这些新进展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中国学者们明白，虽然中国早晚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但其主导权应该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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