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正值多事之秋，会议地点原定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后改为杭州。“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原定10月21日开始的会议更面临延期甚至流产的危险。9月25日，陈衡哲和在北京的其他中国代表以及先期到达的美国代表共进午餐，商讨会议的前景，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会议应该如期举行。这一建议随即以电报的形式传达给已经到达上海的代表：“本次会议是表述中国立场的好机会，但作为东道主这么做有相当难度。建议理事会尽早开会决定。如决定举行会议，务必保证外国代表安全和中国代表出席。”（原为英文，据胡适当天日记翻译）在中国代表的多方努力下，会议终于如期召开，地点则再次改为上海，会议日程也做了一些调整。代表中国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陈衡哲，还有颜惠庆[注: 颜惠庆(1877-1950)　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字骏人。上海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陶孟和、丁文江、胡适等人。

    陈衡哲是民国时期的才女。她于1914年通过清华留美考试，成为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的女生；她在美国专攻西洋史。1920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是北大最早的女教授。陈衡哲在留美期间与不少中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特别是和胡适互相倾慕，但由于胡适有母命在身，有情人难成眷属。陈衡哲后来嫁给了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康乃尔大学时的同窗好友任鸿隽（叔永）。任专攻化学，是中国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在《中国文化论集》中，《科学的引进及其发展》一章理所当然地由任承担。胡适除承担《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一章外，还写了《文学》一章，介绍近代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论集》中，都是一人一章，胡适是唯一一人写两章的，除了他在民国学术界的显赫地位外，他和陈衡哲非同寻常的关系大约也是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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